———兼论隶书、八分与隶变
19世纪末叶以来，特别是20世纪60、70年代以后，陆续出土了大量古代文字实物资料，其中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资料，诸如甲骨文、金文、侯马盟书、战国简帛书、秦汉简帛书,汉代綮信、刻字残石、及器物和壁画上的题字,楼兰残纸、高昌墓转,历代写经、抄本、文书等，在认识古代汉字字体的发展演变方面，无不给我们以新的启迪。
启迪之一，是根据上述资料，我们可以把古代汉字的字体分为典雅型和通俗型两大类。
这一点，不少学人已有相关的认识。
例如，对秦汉简帛书异于秦汉刻石的特殊风貌，金开诚先生认为，它“显示了‘古隶’书法形象的真面目”（《试论秦汉简帛的书法艺术》）,对侯马盟书的异于金文，沙孟海先生解释为“古篆”（《碑与帖》）。特别是汉代手写实物资料的大量发现，导致书学界对汉代字体的新认识。其中，启功先生把汉代简帛书的字体分为两大部分，称作“两大流别”，同时还提出其中一大流别中有工整、灵活、简化三种写法（《书法丛刊》第11辑《引言》）。另外，他还指出，汉字字体“因时相传”造成每个时代、每种用途及每种感情的不同形态，“我们知道比较研究古代字体，除时间这一条件外，必须兼顾到用途、工具和方法的种种条件。即如碑版与抄书不同，抄书又有工整草率的不同。抄书与碑版相比，不但书写风格有差异，即其字的组织构造，也常有所不同。商周鼎彝铭文，不但用途是隆重的，虽有“弄器”，但占少数，而且方法多是范畴的，与手写的简册自不尽同，与刊刻的甲骨也不尽同（《古代字体论稿》）。
另外，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提出“手写和刊刻的差别”，并多次使用了“手写体”、“花体字”、“装饰字”这样的名称；
王靖宪先生指出：“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有部分是汉初的篆书，风格和秦帛书相近，和石刻上的正规的篆书不同，可见刻石是讲求用正规的书法，而抄写书籍往往采用民间通行的，便于书写的字体”；（《秦汉的书法艺术》，载《中国美术全集，书法篆刻编·1》）
邱振中先生在《章法的构成》一文中，把古代文字实物资料中的章法构成方式，分为工整化和自由书写的反工整化两条线索；
……
可见书信往来、笔记抄写等日常书写，不必一丝不苟，只要快而能识即可，所以出现了简易、流畅的通俗型一类；刻碑造器，歌功颂德，传流后世，不仅要整齐划一，还要显示出庄重和尊严，于是就形成典雅型的一类。这样两种类型，从商代甲骨文与鼎彝铭文字体的不同，就已经很清楚了。它们都源于汉字的早期形态——象形图画结构。
典雅型一类庄重、规范，多施之于礼器碑石，代表汉字的正体；通俗型一类自由、便捷，因日常实用书写习惯而成，成为与正体相对的俗体。
用这个观点分析，商周金文和后来的石鼓文、秦刻石、汉碑等都是正体，而甲骨文、侯马盟书、温县盟书、战国简帛书、秦汉简帛书、楼兰残纸、高昌墓砖、历代写经、抄本、文书等是俗体。（甲骨文多是线刻小字，无复刀，只是以刀为笔的刻写，相对于同时期典雅型字体多有省改现象，因此属于通俗型字体，拙见与裘铴圭《文字学概要》关于甲骨文的观点相类）
典雅型字体以维护汉字尊严和规范为己任，最先的典雅型字体被称为金文，沿用汉字初创时的象形结构，并注意修饰其形体和布白使其日趋规范化、工整化，显得更加庄重古雅。
通俗型字体是日常实用书写的字体，不必一丝不苟，在能识读的前提下允许自由变化和省改，因而情感因素的各个方面得以充分的发挥和表现，使实用书写与艺术表现相融。这样的书写要求使执笔的右手相对放松，得以按照生理习惯运动，逐渐出现了横画斜向右上和竖画左右不同的曲线形笔画（），以及左收右放和上紧下松的结构形式，从而破坏了早期典雅型字体象形图画结构的基本特点。这是我们所知的早期汉字的字体既分为以上两种类型的根本原因。试比较出土商代陶片上的墨书“祀”字与商四祀其卣的“祀”字（图一），或附表一中毛公鼎与侯马盟书的“是”字，便一目了然。由于人们在世代相传的书写劳动中，书写技能不断提高，原始的象形图画结构得以不断简化和变形，逐渐形成有别与象形图画结构的符号结构。例如“是”字，正体作“ ”（西周·虢季子白盘，春秋·秦公簋）或“ （春秋·毛公鼎）（古“匙”字，后借为“是”，依郭沫若说），但在俗体的侯马盟书（春秋）中，“是”字的上部已不是正体中那样规则的方圆图形，而是先由左上向右下斜竖一笔，再由左上方向右横写，然后转折至左下，非常自然，中间亦不像正体那样谨慎的作点状小横，而是自左至右横贯一笔，写的非常顺手，颇有后世行草书提按转折之意。再看下面的“止”，中间一竖为和右边一笔呼应，改正为斜带起右边一笔，右边一笔自右上方向左下方自然斜向写下，又带起左边一笔，这一笔亦不作正体那样90度弯曲，而是自左上向右下自然弯曲放锋，整个字上紧下松、左收右放，完全破坏了“止”的象形图画结构，形成一种全新的形态（）——符号结构。从附表1中可以看出，“是”字在后来俗体中的演变过程。从附表2和附表3中可以看出通俗型字体变图画结构为符号结构的情况。
通俗型一类，还因用途、地域、工具等不同而呈现不同的形态。晋人写本《三国志》残卷与《李柏文书》是用途的不同；楚简与秦简是地域的不同；西汉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与西汉竹简《遣策》是书写工具的不同。它们又随着时代而不断演化，形成多种面貌，如同是写经，西晋《诸佛要集经卷》（296）、南齐《大方等大集经卷》（492）、北魏《大般涅槃经卷》（505）、《华严经卷》（513）、西魏《大比尼经卷》（540）、《菩萨处胎经卷》（550）、北齐《十地论经卷》（567），相互之间，时代相近的，仅有细微的差别，时代相隔远的，则大相径庭，真可以说千变万化，无一雷同，人们利用旧有的字体概念分辨它们哪是楷书，哪是隶书，便陷入迷惘。
造成同一类型字体中不同形态的另一重要原因是情感因素，包括书写者的学养、个性、审美情趣、喜怒哀乐等，我们经常用来比较的《李柏文书》（345以后）和《王羲之兰亭集序》（353），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此。
而典雅型字体为了尊严和规范，再加上用途与工具较为固定、娴熟的技巧与不同的情感只能造就风格的多样，在一定时期内，形体结构则稳定统一。例如前举“是”字，在虢季子白盘（西周·夷王）与石鼓文（战国·秦）中，两者至少相隔四百年，仅时代风格不同，形体结构仍一致（），而在其间春秋时属通俗型字体的侯马盟书中早已演变为“ ”了。但是由于实用书写的俗体在人们长期的书写劳动中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形成难以改变的书写习惯，使得正体最终不得不向人们的书写习惯让步，字形出现变化。例如经历了商、周、春秋最少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终于出现了新的正体——小篆。但是正体对人们书写习惯（即俗体）的让步是有限的，它只吸收实用书写中较工整的那些形式，并最终使之规范化。即如小篆乃是以规则的图案式结构来维护旧有正体的基本特征，而对于其当代发展变化中的通俗型字体——秦简中那些最活泼率意的体式，如青川木牍、云梦秦简中的符号化结构、天水秦简中的草书雏形，都摒弃不用（这一点仍可以“是”为例，见附表1）。从居延、武威、敦煌等地出土的大量西汉简牍和马王堆帛书中看到，秦简中的这些写法西汉以后已经非常普及，人们无疑已形成难以改变的书写习惯。这时碑刻文字所用的字体才逐渐抛弃了象形图画结构，但仍然以方正、规范的结构形态区别于当时流行的通俗型的各种字体。为数不多的西汉刻石，就显示出这种情况。因为正体的这种保守性，新旧正体的交替过程，表现为渐变形，又因地域和文化层次的差异，中间常有近似旧体、略似旧体、脱尽旧体衣钵的不同体式出现，例如前述西汉刻石中的群臣上寿刻石、南越文帝九年句 、五风刻石等，再如楷书初成后的《爨宝子碑》（405）、《爨龙颜碑》（458）、《嵩高灵庙碑》（436）、《西门豹祠碑》（550）等，甚至偶然还会出现有意复古、故作儒雅的体式，如北周赵文渊书碑，北齐、北周时的山东四山摩崖刻经等。
那么，古人对于像侯马盟书、战国及秦汉简帛书等一类通俗型的日常实用书写的各种字体，作何称谓？
秦以来称通俗型字体为“隶”。
汉·班固《汉书·艺文志》：“秦始建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
汉·许慎《说文解字·叙》：“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戌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自尔秦书有八体……八曰隶书。”
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令隶人佐书，曰隶字。”，“隶书者篆之捷也”。
侯马盟书、战国简帛书及秦简的出土，使这种被称为“篆之捷”的通俗型字体重见天日。
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说王羲之“善草隶”王献之“善稿隶”。
还有唐人写的《晋书·王羲之传》，说他“善隶书，为古今之冠”。
我们知道，这是指的《乐毅论》、《十三行》、《兰亭序》、《十七帖》那样的真、行、草之类的字体。
一直到隋大业元年舍利函铭，写的是真书，而铭文末尾云：“赵超越隶书谨上”。包世臣说：“六朝至唐皆称真为隶”，是之谓也。
由此可知，古人已经像我们一样把汉字字体分为两个类型，其中通俗型称为“隶”，而不是像现在一样只把汉碑上的字体称为“隶”。
古人简易明了的字体分类，后人何以无晓？
原因在于“八分”与“隶书”两种名称后来发生了混淆。
“八分”的特点，文献中有不少说明。
《古今文苑》载蔡文姬的话：“臣父造八分，割程隶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
张怀瓘《书断》引萧子良的话：“饰隶为八分”。
近人马宗霍先生说：“盖隶为篆之质，八分又隶之文也”。（《书林藻鉴·两汉总论》）
可见八分应该是在当时隶书的基础上整理修饰过的规范字体。后来它与隶书在名称上发生混淆，一方面是由于隶书是手写的墨迹，难以保留，后人只能看到石刻的八分，误认为二者是同体异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八分与隶书的这种渊源关系。
启功先生考证“八分”的名称始于汉末（《古代字体论稿》），是指《受禅表》一类整齐规矩、拨挑分明的字体，是正确的。
现存著名的汉碑均与《受禅表》的字体一致，所以汉碑的字体是“八分”无疑。
两汉以来的竹简等实物资料，显示了八分与隶书的这种关系。如启功先生所说，汉简中有字体较工整的一种，如江陵凤凰山9号墓出土的被考证为文帝（-179至-157）时的木牍，就已经有了典型的蚕头雁尾般的波画，只是尚未形成整幅统一的风格，其后如居延汉简中的太始三年简（-94），始元十年（-94）出入符等，风格已基本稳定，但是杂有不少草书的结构。到了西汉晚期，如居延汉简中的本始二年（-72）水门燧长尹野简、敦煌汉简中的五凤元年（-57）简，河平元年（-28）木牍、建始五年（-28）木牍，特别是武威汉简（被考证为西汉晚期）、河北定县汉简（-54以前）……风格体式愈加稳定，只是个别字仍带有明显的草书结构（附图）。而刻有八分书的著名汉碑都是东汉后期才出现的。二者相比，八分只是摒弃了这种隶书中有手写习惯形成的过分简约的字形，并将其蚕头雁尾的形式规范化罢了。如图二中的河北定县汉简“般”字左旁“舟”省去一撇，武威汉简“偶”字右旁“禺”，以点代竖等习惯写法，汉碑中不再使用。再如武威汉简“三”字，定县简的“正”、“武”、“王”等字重复的雁尾，汉碑中也不再出现，克服了隶书草率、急就的倾向，显得端庄、儒雅，确有八分古文的气象。
由此可见，汉碑上那种整齐规矩、拨挑分明的字体，应该称为八分，隶书（其中的一支）是其母体，它勇敢的抛弃了前期典雅型字体的象形图画结构，又无半点隶书草率、急就的通俗味道，以新的正体的姿态用之于碑刻。而隶书仍在实用书写中发展，从汉简到魏晋残纸，用笔愈加纯熟，体式愈加丰富，又因情感因素的作用，具有相当修养和功力的人赋予其书作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吸引更多的人欣赏、模仿，形成书家如云、一字千金、洛阳纸贵的古代“书法热”。“钟繇书有三体”，“草稿之作起于汉代，杜度、崔瑗始以妙闻，迨乎伯英，尤善其美”……至此，隶书中世代相传的几种主要形式（如前述启功先生所说工整、灵活、简化三种体式）也相继成熟，出现了以王羲之等人的字体为代表的草书、行书、真书 。直到隋唐，新体——以王羲之真书为代表的真书体式才逐渐规范，脱尽旧正体——八分的衣钵，用之于碑石，以示其为新的正体，后世称为楷书。
总之，商至魏晋南北朝文字实物资料使我们看到古代汉字的字体分为典雅型和通俗型，即正体和俗体两大类。通俗型又称为隶书，它是实用书写的字体，因用途、工具、地域、时代、功力、情感等因素的不同，不断发展变化，出现过多种多样的风格体式，简直难以名状、无以名体（时下人们津津乐道的“民间俗书”问题，其症结恐怕就在这里），最终演变成为以王氏书风为代表的草书、行书、真书。这三种字体是隶书发展演变的直接结果；典雅型是结构形式相对稳定的正体，书写过程中不允许出现随意性的省改变形，只是因为人们为适应因隶书的发展演变而形成的新的书写习惯，按照典雅型的要求，对隶书中较工整的体式加以整理规范，才形成新的正体。小篆、八分、楷书的出现无不如此，因此它们也是隶书发展演变的结果。而“隶书”是实用书写字体的总称，所以我们说实用书写是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原始动力。由此我们还可以推论文字学中所说的“隶变”，其实应是指实用书写推动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其时限应该自商代甲骨文，一直到楷书逐渐形成的漫长岁月。一句话，自象形图画文字产生、成熟以后，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过程，都是隶变的过程。这就是我们从商至魏晋南北朝文字实物资料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迪。
汉字字体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由于资料的限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探索和结论。在本文所谈及的这些资料出土以前，人们认为大篆在秦代演变为小篆，小篆在汉代演变为八分（误称为“隶书”），八分（误称为“隶书”）在隋唐演变为楷书。至于怎样演变的，并无定论。古人说是李斯、蔡邕、王次仲、刘德昇，钟繇等人创造的，今人则说是劳动人民集体的成就，都没有有力的证据。现在，我们把这些资料按类型的不同和时间的先后排列起来，很容易看到是古人日常实用性的书写，把象形图画结构逐渐写成了简化的替代图画结构的符号结构，并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一个又一个新体。
当然在资料更加丰富的今后，对汉字字体发展演变的问题，会有新的结论也未可知。
邢增庆 原作于1995年10月 2001年12月修改
编辑：中华仓颉文化网 杨嬅 http://www.zhcj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