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文化人类学家、民俗学家 林河

    林河先生的研究，把中国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排名的末一位，提前到了第一位，很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然而，文字是衡量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中国的文字出现得比其他文明古国都晚，中国的文明能不能排名世界第一呢？为此，我再次采访了林河先生。

     记者：在衡量人类社会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准中，文字是最重要的标准之一，但据考古发现，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比中国的甲骨文早，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人发明文字和中华文明都要晚于其他三大文明古国呢？

     林河：我过去也是这样认为的，但这是陈旧的老皇历了。过去，由于中国的考古学大大落后于西方，当西方已经在运用考古学方面取得了辉煌成果的时候，中国还在“瞎子摸象”式地用文献学的方法去推断史前史。由于方法论的落后，中国文字的历史当然只能上推到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了。这与西方运用考古学发现了两、三万年前洞穴壁画上的刻画符号、苏美尔文明五千五百年前用泥板书写的楔形文字、埃及文明五千年前用莎草纸书写的象形文字相比，当然落后了两千多年。但在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考古学已经异军突起，许多考古新发现都像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仅就当前已经掌握的信息而论，便已经发现了前所未闻的许多伟大辉煌的历史了。中国出土的刻画符号，已能上推到两、三万年前，中国的陶纹已能上推到一万多年前，中国最原始的象形文字已能上推到八、九千年前，中国以象形文字写成的祭祀文学已能上推到七千多年前。这些新出土的考古资料表明，中国文字的历史不是比西方晚，而是比西方早得多。

    记者：林老，您所说的那么早的符号或“文字”能算文字吗？

    林河：谈文字必须按照文字的定义去谈，而不能脱离定义，搞双重标准。只要中国发现的古文字与西方发现的古文字能够相比，我们就没有理由只承认西方的古文字是文字，不承认中国的古文字是文字。《辞海》、《文化人类学词典》等典籍关于“文字”的定义是：“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扩大语言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现在且按照上面的定义，谈一谈“世界第一字”，究竟是诞生在西方，还是诞生在中国的问题。

    人类发明文字大约尝试了图象符号、刻木为楔、结绳记事、实物符号、实物组合符号、象形文字、拼音文字等不同的方法，最后才定位于象形与拼音这两大系统的。

     在三万年前，欧洲的洞穴壁画中，出现了人与动物的画像、捕猎活动、生殖崇拜之类的符号；同时期的中国寺峪遗址发现了磨光石器和骨器、一件骨器上有普氏羚羊、驼鸟及楔刻符号，由于它们的表达能力有限，因此，学者们没有把它们当作文字。

    伊朗出土了一万年前用各种几何图形做成的计数泥块，而同时期的中国没有发现过这种几何形物体，在几何学方面似乎是落后于伊朗。但在中国洞庭湖畔的临澧竹马村，却出土了一万八千年前的“带拱形甬道的高台式土木建筑”，这些建筑几乎集椭圆形、正方形、长方形、圆筒形、方筒形、椭圆长筒形、梯形、拱形、锥形、外圆内方形等几何图形之大成。可见中国人并不是缺乏几何学的知识，而是考古发掘还没有发现罢了。但由于这些几何形物体只是些实物形象，不具备书写功能，因此，学者们也没有把它们当作文字。

    在六、七千年前西亚的哈拉夫遗址中，西方的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尊陶塑女神像。她的身上刻有一个“×”形的符号，就像佛教以“佛”字为标志一样，是标志这位女神的宗教身份的，不但具备了比较复杂的语言含义，而且具备了书写功能，可以算得上是文字了。而在当时的中国，对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还是一片空白，在文字考古方面根本无法与西方相比，因此，这位西亚女神像身上的“×”形符号，便被西方宣称是“世界第一字”。

    可是，在二十世纪末期，中国洞庭湖畔的彭头山稻作遗址，却出土了九千年前的刻有“×”形符号的小型穿孔石棒。西亚的“×”形符号是刻在女神身上，中国的“×”形符号是女巫佩戴之物，文化内涵完全相同，可以类比。既然西方可以把哈拉夫遗址的“×”形符号称为“世界第一字”，则我们也可以把彭头山遗址的“×”形符号称为“中国第一字”，但由于彭头山的“中国第一字”比西亚的“世界第一字”要早了近两千年。因此，这“世界第一字”的桂冠，已不能继续戴在西方文明的头上，而应让给中国了。

     记者：您说得很有道理，还请您解释一下这“中国第一字”的确切含义，以区别它到底是文字还是一般的符号。

    林河：要想解开这“×”形符号之谜，需要语言学家的共同努力才能最后定论。我个人认为：这个“×”形符号应该是最早的“巫”字，也是“文化”的象征。这是因为：在九千年前，彭头山文化还属于母系氏族社会时代的文化，按中国“女为巫，男为觋”的古老传统，这“×”形符号应该为女巫通神的灵物。就像现代民间的师公道士唱的那样：“我戴上面具是神灵，取下面具是凡人”一样。女巫一旦佩戴了这刻有Ⅹ形符号的石棒，会招来神灵附体，使女巫变成女神。为什么又说它是“文化”的象征呢？这是因为在母系氏族社会，“女巫就是文化人，文化人也就是女巫”，“巫”字和“文”字，本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从甲骨文中可以看得出来。甲骨文的“巫”字，是在“十”字纹的个终端添加一横。这个“十”字，即正写的“×”字，是“火灵”符号，4个终端添加的那4横，是围火的石头，表示女巫是能够用石头控制火灵让它为人类造福的人。今日中国南方的许多少数民族，家中都有用石板围成的四方形“火坛”（火塘），视女主人为“火坛”之主，其烧火的坐位男人不能去坐，就是其遗俗。而甲骨文的“文”字，是在人形的“文”字中心添加了一个“×”形符号，表示“文”字的含义就是“胸中有文化”的人。

     记者：您能不能谈谈为什么要用“Ⅹ”符号代表“火灵”的道理呢？

     林河：这个“×”形符号，是全中国也是全世界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原始文字符号了，往前找已无法取证，只能在与它同期的符号与后来的符号中去取证，用“后设论”的方法来阐明它的含义了。在彭头山稻作文化遗址出土的器物中，出土了煮饭烧菜时用来支撑陶釜陶罐等炊具用的陶支架，陶支架的出现是中华民族告别了“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了“炊饭煮肉”的文明时代的重要证据。更有意义的是还发现了两种类似的“×”形符号，一种是陶支架的两侧各有一对三角形的缕孔，组成了“一阴一阳”的一组不相连的“×”形符号，“×”形缕孔的四周都有“连续的卵石纹”框边。另一种是一根打磨得很精致的小石棒，上端有穿孔，下端刻有一个“×”形符号，这显然是仿照陶支架上的“×”缕孔所创作的“书写符号”。陶支架的这个“×”缕孔是作什么用的呢？它为什么总是在陶器的底座上出现呢？这是因为底座上没有缕孔的陶器，空气很难流通，煮食物不易煮熟。在原始思维中，原始人认为火也是有灵魂的，于是，便在陶器的底座上做一些“×”形缕孔，以供“火灵出入”，那“连续的卵石纹”应为约束火灵的象形符号。女巫就是用这种“×”形的缕孔来驾驭火灵的，因此，她的佩戴物中有“×”形符号的小石棒，也就成为了表示女巫身份的专用符号了。可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形阴阳缕孔，它的出现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在九千年前，就已经具备了科学头脑，懂得了氧气助燃的科学道理，已经向物理学领域迈出了重要一步了。这一“×”形符号，对中国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影响很大，大江流域的原始陶器的底坐上，往往都有这种“×”形的缕孔，陶纹中也有许多“×”形符号。中国的“×”形符号对西亚的伊朗、苏美尔文化的影响很大。如伊朗巴库恩出土的距今六千年前的尖底陶钵，就在一弯新月纹上画了一个大大的“×”形符号，以表示对火灵的崇拜。

     记者：文字产生以后，必然会产生传承和变异，您能给我们谈一谈这个“×”形符号与日后的中国文字是什么关系？有过一些什么样的传承和变异？

     林河：只要你肯去发现，你就可以发现很多的传承和变异。彭头山稻作文化出土的这个九千年前的“×”形符号，就不断地出现在八千多年前到今天的中国文字之中。如七千多年前的高庙陶纹中，就有用４块条石垒起来的太阳纹符号，七千多年前的长沙大塘文化的陶器上画的一幅《农耕祭祀图》，就画了以３个“×”为一组的两组“×”形符号，以表示祭祀的隆重程度。六千多年前的汤家岗文化有方边或圆边框起来的变体“×”形符号。六千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的石斧上画有“×”形符号，表示它是“神斧”。从六千多年前到甲骨文出现以前，中国的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中，“×”形符号就更多了。出现了甲骨文后，“×”形符号的传统不但得到了继承，它的用途还大大地扩展了，如在甲骨文中，有些神人的面部画上“×”形符号，以表示他不同于凡人。有些网罟和器皿上画上“×”形符号，以表示它是具有神力的器物。用双手捧着“×”形符号，是表示“拥有文化”。一双手将“×”形符号送给另一双手，是表示举行“拜师仪式”。上面画着双手捧着“×”形符号，下面再画一所房子，是表示在房子里传授文化。房子里面再加一个“子”字，便是“学校”的“W”字，是表示向小孩教授文化，“学”字旁加上一个“文”字（在甲骨文中它不是“文”字而是“父”字），便是我们繁体字的“教”字，是表示长辈在向晚辈传授文化之意。一个“×”形符号，竟然主宰了中国九千多年的文字史，有源有流，从未中断，因此，说这个“×”形符号是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世界第一字”，完全是不过份的。

    记者：您认为西亚的“×”形符号源于中国，但有没有偶然巧合的可能呢？

     林河：西亚的“×”形符号肯定是源于中国，而不是偶然的巧合。这是因为，苏美尔人的来历不明几乎是学者们的共识。人当然不可能没有来历，于是，又有些学者进一步作了研究。有的说他们“来自遥远的东方”，有的说他们“来自遥远的亚洲”，比较有根有据的是说“苏美尔人来自遥远的蒙古，他们的语言中含有许多的蒙古语”（见《失落的文明——巴比伦》一书）。把中国称为蒙古，是西方人被蒙古大汗的铁骑兵横扫之后产生的错觉。文中所说的蒙古实际上是指中国，不是指蒙古民族，更具体地说，是指中华民族中首创农耕的民族。而所谓的苏美尔人的语言像蒙古话，实际上就是像中国农耕民族的话。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作过一些比较，这里就不再谈了。可以认定苏美尔人就是中国南方农耕民族的一个分支，迁徙到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后，将中国的农耕技术传授给当地民族，而且还将中国南方农耕民族的“萨姆”（意为“老祖婆”）崇拜带到了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与当地民族融合而成为了苏美尔（萨姆）人。那么，他们把萨姆崇拜独有的“×”形符号带到了新居，刻到了女神身上，就是非常合理的事了。何况他们带去的还不止“×”形符号，还带去了用稻壳掺泥烧造陶器、用有卯榫结构的砖模制造土砖等中国独有的技术（不会做卯榫砖模的人，只能制造西方式的“面包砖”），高庙文化七千年前就有了的“双鸟拱日”类型的符号等等。苏美尔人的体质形态完全不同于白种人与黑种人，而是具有中华人特征的混合型人种……这么多的证据，难道还不足以说明这“世界第一字”的源头是在中国吗？

    记者：就您所说，“世界第一字”的诞生地在中国，是有可能成立的新观点了，但考古发现是无情的，会不会有一天，又在西方发现了比中国更早的文字符号呢？

    林河：万事万物都有一个不可逾越的极限。由于这“×”形符号是农耕民族“火灵崇拜”的产物，它的上线就不可能超过农耕文化的上线。农耕文化是要受到环境与气候制约的，国外学者在研究西亚两河流域农业起源地的问题时,成功地运用了环境考古方法,他们运用植物孢子花粉分析复原环境,说明了西亚的气候在距今11000年时还很冷，属于“干冷的草原型气候环境”，很难产生农耕文化。因此，西亚是不可能有超过九千年的“×”形文字符号的。

    记者：西亚是麦类作物的产地，古代并不生产稻谷，种植水稻的中华民族怎么可能去西亚传授他们本不熟悉的麦作文化呢？

    林河：你的问题问得很好。我还可以加以补充：由于麦类作物是一种耐寒耐旱的作物，能够适应“干冷的草原型气候环境”，西亚早在距今一万年左右就已出现“麦作文化”了，与中国的“稻作文化”基本同时。据西方的历史记载：苏美尔人是在距今六、七千年间才进入两河流域的，这个“世界第一字”是苏美尔人的发明创造，而不是当地原居民的发明创造。也就是说，是西迁的中华人种将这“世界第一字”带到西亚去的。至于两地农作物的品种不同，并不足怪，因为种植稻谷的技术远比种植麦子的技术复杂，会种稻谷的民族学习种植麦类一点也不困难，而中国的农耕民族的生产从来都不是单打一的，他们在选择稻谷为主粮之前，早已尝试过种植其它的作物了，水稻只不过是他们的最后选择而已。他们在选择了稻谷为主粮后，也不会放弃种植其它粮食作物的（今日的农民依然是五谷杂粮一齐种的）。一个农耕技术先进的民族到了新的环境，在新环境里学习种植不同的作物，或者去影响当地民族的耕种技能，都是很容易的事。如中国南方九千多年前的彭头山稻作文化，在七千三百年前传到了中国北方后，就变成了河北磁山的粟作文化，这是例证之一。到了印度的阿萨姆邦以后，由粳稻文化变成了籼稻文化，这是例证之二。西亚不产稻谷，但西亚却出土了用稻壳掺泥或稻茎掺泥烧造的中国式原始陶器，这种西方根本不生产的中国式原始陶器，如果不是从中国输入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例证之三。到了新的环境，作物的品种虽然变了，但他们的信仰并没有变，他们的民族保护神依然是中国南方民族所崇拜的“萨姆”，他们的图腾依然是“太阳鸟”（朱鸟），许多文化特征也都与中国相同，这是例证之四。因此，信仰“萨姆”的中华人种到了新环境之后，虽然由“稻作民族”变成“麦作民族”了，但仍旧自称为“萨姆”（苏美尔）人，是不足为怪的。

    记者：既然中国的文字符号出现得这么早，为什么苏美尔人的楔刻文字与埃及人的象形文字却要比中国的甲骨文早了两千多年呢？

     林河：发明和应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有句成语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后来者居上”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事。最先发明文字的中国萨姆人，在应用文字方面却落在了西亚的萨姆（苏美尔）人和埃及人的后面。从文化环境看问题，是因为西方是以游牧为主的文化，草原大漠、海洋岛屿，都是他们任意骋驰的地方，容易产生商业文化。商业文化是竞争型的文化，也是休闲型的文化。为了适应休闲者的精神需求，必须广采博收，争奇斗艳，以供他们享受。所以，苏美尔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里，都收入了大量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民间谚语等“民间文学”，因而内容海阔天空，异彩纷呈。反观中国，由于中国是以农耕为主的文化，农民为土地束缚，必须男耕女织，才能自足自给，哪有条件吃喝玩乐？文化传统往往以勤俭持家为荣，以工商贸易为耻。忽视了商业文化就没有市场利益的驱动，就不能创造价值，因而民间文学只能在口头传播，而不能上升为书面文学，不能以书面形式流传千古。甲骨文是阶级社会帝王将相用于占卜的工具，应用范围狭窄，容不下民间文学，内容当然就枯燥乏味了。

     记者：依您的推论，从文化基因的角度看问题，中国文字之所以从先进变为落后，主要还是中国农耕文明中的不良基因所造成的，或者说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带来的结果？

    林河：可以这样说，因为西方文明是以游牧文化为主的文明，容易形成冒险好奇、勇于进取、开拓占有、争强好胜、永不满足和善于吸取他人之长的“奋进精神”。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文明，容易形成安土重迁、敬业守成、与人无争、平等待人、知足常乐和拒绝淫技奇巧的“无为精神”。历史上西方的“奋进精神”导致了西方帝国的不断改革、不断创新、目光远大、发奋图强，因而爆发了工业革命，将西方从落后推向了时代的前列；中国的“无为精神”导致了中华帝国的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目光短浅，不能产生前进的新动力，因而失去了先进地位，被时代远远地抛到了后面。因此，中华文明虽然是世界文明之源，却在很长一段时间不能与时俱进，只能形成百川，而无力形成大海。抚今思昔，痛定思痛，倍感党中央提出来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性。让我们在中央方针指导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努力吧！

    编辑：中华仓颉文化网  杨嬅  http://www.zhcj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