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法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隶书。隶书又称“佐书”、“八分书”。正恒《四体书势》说：“隶书者，篆之捷也。”隶书始于秦，通用于汉，在其出现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上承甲骨文、金文、小篆等书体的传统特点，下开楷书、草书、行书等书体流派。它实质上篆书简化而成的一种字体，如篆书象形的纵势结构被改变为笔划化的横势结构，出现了方折笔法。
 

        许慎《说文解字·叙》说：“秦天经书，涤除旧典，官狱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政府事务多，国家工程多，公文也多，自然要求加快公文起草和处理的速度，而篆书书写极费时间，因此，那些终日与文字打交道的官员及平民，创造并使用了一种新的书体，称为“隶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西晋卫恒《四体书势》等许多著作，都认定隶书产生于秦代，并大多肯定为隶人（犯人）程邈所造。唐代张怀瓘《书断》引东汉蔡邕《圣皇篇》：“程邈删古立隶文。”这种字体可说是由篆书向成熟隶书过度的一种字体，所以被称为“秦隶”，又称“古隶”。那时在民间已经流行着比小篆更为简易书写的字体，人称为“草篆”，初步出现了方折笔画，再后来不断出现了“波势”和“挑脚”，隶书形成后，尤其是到了汉时，隶书书写简捷的特点，使之得到普遍的应用，所以人们通常又称隶书为“汉隶”。隶书因从篆书演变而来，有些字形还有篆书痕迹，但用笔改转为折，提按顿挫，形成了隶书独有的笔法。横挑是隶书最具特点的笔法，它往往是整个字的主笔。从汉朝给我们留下的许多不同风格的汉隶石碑，可以看到隶书在汉朝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达到了一个比较成熟的时期。汉隶的特点是有波磔，出现“蚕头雁尾”，左右分势，撇捺呼应，“雁展双翅”，内紧外松，既美观大方，又古朴雄伟。后人把汉字由秦小篆向隶书的演变过程，称之为“隶变”，隶书的出现，冲破六书的造字原则，奠定楷书基础，标志汉字演进史和书法史上的转折，人们普遍认为它是汉字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质的飞跃，把隶变前的字体统称为古文字（书法上统属篆书类），之后的字体统称为今文字。
 

         为什么又将隶书称为“八分书”呢？这是因为在魏晋时曾混称楷书为隶书，为了区别而将有波磔的隶书称为“八分”书。南朝宋朝王愔称，“次仲始以古书方广少波势，建初中以隶草作楷法，字方八分，言有楷模。”《唐六典》称：“四曰八分，谓《石经》碑碣所用。”因为楷书（正书）由汉隶发展演变而成，所以一直到唐代仍把楷（正）书沿称为“隶书”。如《唐六典》载：“校书郎正字，掌雠校典籍，刊正文字。其体有五：……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此“隶书”即指当时通用的楷书。为区别于汉魏时代通用的隶书，又别称正书为“今隶”。明代李贽《疑耀》称：“唐以后之楷书称为今隶，因谓汉隶为古隶。”陆深《书辑》所称”钟王变体，谓之今隶”。清代刘熙载谓：“小篆，秦篆也；八分，汉隶也。秦无小篆之名，汉无八分之名，名之者皆后人也。后人以籀篆为大，故小秦篆，以正书为隶，故八分汉隶耳。”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楫》载：“蔡邕变隶而为八分，八宜训背，言势左右分布相背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称：八分以度言，本是活称，伸缩无施不可。”近有学者考证：因隶字草创为新隶书（楷书），对于旧隶字须给予异名或升格，加以区别，故称“八分”，指其是八成的古体或雅体。
 

         为什么将隶书称为“佐书”或“左书”呢？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新莽六书为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鸟虫书。并注明左书即秦隶书。又《汉书·艺文志》载：”汉王莽居摄，书有六体，为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隶书称之佐书。段玉裁先生认为：“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近来学者进一步认为隶书之名“隶”，是起于徒隶所书；佐书之佐，或是起于书佐“汉代职掌起草和缮写的低级官吏”所书，故名。
 

          我们今天经常使用的隶书，大都是汉朝成熟期的隶书字体，这是因为东汉碑刻上的隶书“汉隶”，笔势生动，风格多样，而唐人隶书，字多刻板，称为“唐隶”，故大多学写隶书者比较重视东汉碑刻。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汉莱子侯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其后至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尤其是到了桓帝、灵帝时期，立碑风气盛行，不同层次的书法家竞其所长，书法风格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或朴拙或秀巧，或方刚或圆柔，或含蓄或张扬，各臻妙绝。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能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篆隶之外，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的章草书，成熟于东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

       《石门颂》 全名《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造，为大型摩崖石刻。其结体因地制宜，笔法雄浑舒展，气象开张宽博。

　 《乙瑛碑》 全名《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造于汉永兴元年153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此碑书法结体工整齐匀，笔法稳重合度，其燕尾姿态优美非常，乃汉隶规范与成熟的代表作。翁方纲称之“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赞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礼器碑》 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全名《鲁相韩勅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现藏山东曲阜孔庙。该碑形制独特，碑身四面镌文：碑阳16行，每行36字；碑阴3列，各17行；碑左3列，各4行；碑右4列，各4行。该碑书法章法轻松活变，结字左右逢源，用笔顿挫劲拔，而波磔厚重，堪称汉隶极则，清书法家王澍赞之云“一字一奇，不可端倪”。均未署书者姓名，似出不同手笔。

　　《鲜于璜碑》 全称《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165 年立。该碑气势浑穆茂伟，结字宽扁丰厚，规整匀齐，用笔方刚瘦硬，斩钉截铁。

　　《史晨碑》 镌于东汉灵帝建宁二年（169年），现藏山东曲阜孔庙。该碑为两面刻，故又称《史晨前后碑》：前碑全名《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17行，每行36字；后碑全名《鲁相史晨飨孔庙碑》，14行，每行36字。该碑书法工整，刻工精细，未署书者姓名，其书法结体典雅端庄，用笔清秀爽朗，波挑神采飞动。杨守敬《评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该碑被视为“八分正宗”，为后世临习之范本。

　 《西狭颂》 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又名《李翕碑》、《惠安西表》，俗称《黄龙碑》，镌于东汉建宁四年（171年），与《石门颂》、《郙阁颂》并称“汉三颂”，在今甘肃省成县城西抛沙镇东营庄子村。该书为西狭中段青龙头的摩崖刻石，高280厘米，宽200厘米，20行，每行20字，出于民间书家仇靖手笔，不平整的空间平增几分自然意趣，结体多有篆法，或者沿用篆书偏旁，用笔方圆并施。梁启超《碑帖跋》中称《西狭颂》“雄强静穆，汉隶正则”；杨守敬《评碑记》则赞云“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贵也”。

　　《曹全碑》 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汉中平二年185年刻，1956 年藏入西安碑林博物馆。该碑书法清秀娟雅、风度翩翩，结体扁平匀齐，用笔舒展超逸，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雅一路。其神采生动，媚态飞扬，为汉隶奇葩。

       《张迁碑》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造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出土于明代，碑高317厘米，宽107厘米。碑额为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为汉“缪篆”体，碑文为隶书15行，每行42字，未署书者姓名。碑原在山东东平，现藏山东泰安岱庙内。此碑书法颇具个性，结体灵便，兼篆意楷法，用笔方刚朴拙。

      总之，隶书用笔分为“方”（如张迁碑等）、“圆”（如曹全碑等）两大类，还有一种为方中寓圆。隶书碑版书法风格多样，或秀美灵动，或苍劲古朴，令人赏心悦目，难于忘怀，是我国的传统宝藏，是人们学习隶书的法帖，隶书已经成为书法家及平民百姓喜爱的一种书体。 邱闽泉  写于2006-8-27

     隶书推荐碑帖：1、汉碑：《乙瑛碑》、《张迁碑》、《曹全碑》、《石门颂》、《华山庙碑》、《史晨碑》、《礼器碑》、《西狭颂》。2、汉简：《居延汉简》、《武威汉简》。3、清隶：郑簠、金农、邓石如、伊秉授、何绍基。

编辑：中华仓颉文化网  杨嬅  http://www.zhcj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