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 - 序
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它经过近三千年的发展和创新，已成为中国艺术宝库中一项重要财富。本词目讲述内容，起于先秦，迄于清朝。共分十一个单元，在每一单元中，先扼要叙述这一时代的书法发展概况和特点，或某些重要问题，然后介绍一些著名书法家及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理论著述。
书法史 - 一、先秦书法
甲骨文为中国书法奠定基础
虽然书法艺术的自觉化至东汉末才发生，但书法艺术当于汉字的萌生同时，汉字的形成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目前发现的于原始汉字有关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刻画符号。但许多文字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时代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为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汉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以及章法美、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和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消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先秦时代流传下来的字迹，主要是甲骨文、金文和石鼓文。
主要作品
《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于1899年（清光绪25年）。是殷商时期刻写在龟甲、兽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师加工过的古汉字。甲骨文是我们所能见到的较早的文字，也是我国最早的书法瑰宝。严格地讲，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称得上是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画符号并不全有这三种要素。甲骨文作为书法，在结构、笔法上是一个独特的体系。其笔法有方有圆，结构长短、大小略无一定，字体变化较大。
《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是铸在或刻在金属钟鼎彝器上的铭文。金文的形体，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殷代金文和甲骨文相近。周朝初期，渐趋整齐雄伟。到战国末期，则和小篆类似。
《盂鼎铭文》：大盂鼎是西周康王时期的著名青铜器，内壁有铭文，长达291字，为西周青铜器中所少有。其内容为：周王告诫盂（人名），殷代以酗酒而亡，周代则忌酒而兴，命盂一定要尽力地辅佐他，敬承文王，武王的德政。其书法体势严谨，字形，布局都十分质朴平实，用笔方圆兼备，具有端严凝重的艺术效果，是西周早期金文书法的代表作。
《毛公鼎铭文》：是西周青铜器中赫赫有名的重器之一，作于西周晚期的宣王时期。内壁铸有多达498字的长篇铭文。其内容是周王为中兴周室，革除积弊，策命重臣毛公，要他忠心辅佐周王，以免遭丧国之祸，并赐给他大量物品，毛公为感谢周王，特铸鼎记其事。其书法是成熟的西周金文风格，结构匀称准确，线条遒劲稳健，布局妥贴，充满了理性色彩，显示出金文已发展到极其成熟的境地。
《散氏盘》：为西周后期厉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结构奇古，线条圆润而凝炼，因取横势而重心偏低，故愈显朴厚。其“浇铸”感很强烈，表现了浓重的“金味”，因此在碑学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现代著名书法家胡小石评说：“篆体至周而大备，其大器若《盂鼎》，《毛公鼎》，……结字并取纵势，其尚横者唯《散氏盘》而已。”
《石鼓文》：石鼓文是刻在鼓形石上的籀文。为战国时代秦国刻石。石鼓共有十枚，每件石鼓上以籀文刻四言诗一首，共十首，其内容为记述秦王游猎之事，故石鼓又称为猎碣。字迹磨损很多，今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馆。《石鼓文》在书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的字体是典型的秦国书风，书体属大篆体系，对后来秦朝小篆的出现产生了很大影响。同时其本身的艺术成就也很高，它的结体方正匀整，舒展大方，线条饱满圆润，笔意浓厚，在《石鼓文》字里行间已经找不出象形图画的痕迹，完全是由线条组成的符号结构。
传说中的书法家
夏禹：夏代的创建者。大禹治水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事件。衡山峋嵝峰有记录治水的碑，传说是禹写的，计七十七字，皆蝌蚪篆，仅有六字可辨。禹曾以九牧的贡金铸成鼎，作钟鼎书，所以有钟鼎文始于夏禹的传说。
姬满：即周穆王。赞皇县（今河北省）坛山上有他的石刻四字“吉日癸巳”，传说是他登临此山是所书。笔力遒劲，有剑拔弩张之状，书体类小篆。
务光：世称仙人务光，是商汤王的老师。商汤王曾想把帝位禅让给他，他谢绝而去，隐于清冷之陂，以种植虀菜维持生活。当清风徐来，见到虀叶交偃时，乃象为倒虀篆以书写《太上紫经》三卷。
孔子：《说文》中说：“孔子书六经，皆以古文。”证明他有一定的书法水平。世传孔子的书迹：一是吴季札墓，一是比干墓。
书法史 - 二、秦代书法
开创先河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是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兼并天下，丞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使之整齐化一，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的代表作为秦泰山刻石，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与雄伟的万里长城和壮观的兵马俑一样，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是中华民族无穷智慧的结晶。
主要作品
《泰山刻石》：《泰山刻石》的作者为秦相李斯。《泰山刻石》的书体是秦统一后的标准字体，小篆。其结构特点，直接继承了《石鼓文》的特征，比《石鼓文》更加简化和方整，并呈长方形，线条圆润流畅，疏密匀停，给人以端庄稳重的感受。唐张怀瑾称颂李斯的小篆是：“画如铁石，字若飞动”，“骨气丰匀，方圆妙绝”。
《云梦睡虎秦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在湖北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震惊了考古学界和书法界。它的出土，使现代书法家们眼界大开，亦为书法史研究提供了真正秦隶的资料。秦隶在结体上有自己特殊的时代特征，既有后世隶书的特征，又包含了篆书的特点。古人说：“篆之捷隶也”，这是很有道理的。从“快”这一意义上说，秦简为毛笔墨书，只有毛笔的运用，篆书的快写，才真正把中国书法向隶书的方向推进。
主要书法家
李斯（?－公元前208年）：字通古，上蔡（今河南省上蔡县）人，是秦始皇的丞相。他不光是政治家，同时还是文字改革家和书法家，其书法水平很高，他写的小篆，号为玉筋篆。后世一致称赞是“朴茂、端庄、乍密乍疏，或隐或显，负抱相背，俯仰承乘，任其所之，莫不中律。”作品有《仓颉篇》、《秦权》、《秦斤》、《秦量》、《峄山刻石》、《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之罘刻石》、《碣石刻石》、《会稽刻石》等，可称得上是我国书法史上第一个有记载的书法家。
书法史 - 三、汉代书法
隶书大盛
马王堆帛书汉代从公元前206年到公元220年共426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分为西汉和东汉，两汉三百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由隶分变为章草、真书、行书，至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因此，两汉是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而且书体风格多样。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因此，东汉隶书进入了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百余种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另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主要作品
《马王堆帛书》：秦代末期和西汉初期的墨书手迹。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包括《战国策纵横家书》、《老子》甲本和乙本等，它是研究西汉书法的第一手资料，使前人争论不休的西汉有无隶书的问题迎刃而解，所谓西汉无隶书，西汉无分书等说法不攻自破。《马王堆帛书》用笔沉着、遒健，给人以含蕴、圆厚之感。它的章法也独具特色，既不同于简书，也不同于石刻，纵有行、横无格，长度非常自由。有强烈的跳跃节奏感。总体反映了由篆至隶的隶变阶段的文字特征。
西峡颂《西峡颂》：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篆额有“惠安西表”四篆字，故又名《惠安西表》。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在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此石结字高古，庄严雄伟，用笔朴厚，方圆兼备，笔力遒劲。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书家落款之例。
《埔阁颂》：汉代隶书摩崖。全称《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与《西狭颂》为姊妹篇，建宁五年（公元172年）二月刻，在陕西略阳县白崖。此石字体多含篆书意味，笔画圆润，波磔不大明显，但字形结体多取横势，方折突出，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所以清代万经曾说字样险怪，下笔粗钝，而康有为评云：“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广艺舟双楫·本汉》），可见此石对后代书坛的影响。
张迁碑《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东汉碑刻。灵帝中平三年（公元186年）立，在今山东东平县。字体严密方整而多变化，于朴厚中见劲媚。用笔以方笔为主，方劲沉着、力气雄健。碑阴的题名，书法更是流畅自然，为书家所称道。
《鲜于璜碑》：汉代隶书。全称为《汉故雁门太守鲜于君碑》，延熹八年（公元165年）刻，此碑结字宽扁丰厚，整齐划一，用笔瘦硬有力，骨肉雄浑，棱角之处方笔森挺，可谓斩钉截铁，已开北魏切笔之先河，但不失秀俊。整幅气势浑穆刚劲，有茂密丰伟之感，近《张迁碑》，是汉隶中不可多得的精品。
曹全碑《礼器碑》：汉代隶书。全称为《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故又名《韩敕碑》，永寿二年（公元156年）刻，在曲阜孔庙，此碑字体工整方纵，大小匀称，左规右矩，法度森严。用笔瘦劲刚健，轻重富于变化，捺脚特别粗壮，尖挑出锋十分清晰，是汉隶中典型的厚重，燕尾极为精彩。书势气韵沉静肃穆，典雅秀丽。翁方纲夸为汉隶中第一。此碑对以后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
《曹全碑》：汉代隶书。全称《汉合阳令曹全碑》，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十月刻，1956年藏入陕西博物馆碑林。在汉隶中此碑独树一帜，娟秀清丽，结体扁平匀称，舒展超逸，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与《乙瑛》、《礼器》同属秀逸类，但神采华丽秀美飞动，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实为汉隶中的奇葩。
《华山碑》：汉代隶书。全称《西岳华山庙碑》，延熹四（公元161年）四月刻，此碑与《礼器碑》一样被誉为汉隶中典范，结字堂堂正正，字、行距齐整，波磔秀美。清代朱彝尊评此碑说：“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金石文字跋尾》）。刘熙载也说：“汉碑萧散如韩敕、孔宙，严密如衡方、张迁，皆隶之盛也，若华山庙碑，磅礴郁积，流漓顿挫，意味尤不可穷极。”（《艺概》）
史晨碑《史晨碑》：东汉隶书。碑体两面刻字，又名《史晨前后碑》，前碑全称《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后碑全称《史晨飨孔庙碑》。灵帝二年（公元169年）立，今在山东曲阜孔庙。书法工整，造型丰美多姿，波挑神采飞逸，章法疏密匀适，结构谨严而气韵灵动，蕴藉跌宕，笔法笔意二者俱全。清代万经在《分隶偶存》中评论说：“修饬紧密，矩度森严，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在卒吏（乙瑛碑）、韩敕（礼器碑）之右。”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乙瑛碑》：汉代隶书。全称为《汉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吏碑》，刻于永兴元年（公元153年）六月，在山东曲阜孔庙大成殿东庑。此碑工整匀适，组织严密，笔法极有法度，粗细统一，间架结构皆十分注意，全幅秀逸清丽，尤其燕尾的姿态非常优美，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何绍基以为：“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石门颂》：汉代大型隶书摩崖石刻。全称为《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刻。结体大小不一，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今人祝嘉论此石刻曾说：“石门巧多于拙，瘦处多，肥处少，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
《衡方碑》：汉代隶书。全称《汉故卫尉卿衡府君之碑》，建宁元年公元168年九月立，原在山东汶上县，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汶水泛决，碑陷，后邑人重立，今在山东泰安岱庙。此碑字体方拙朴实，以拙取胜，间架稳实厚重，如虎卧阕下。笔画端正粗壮。笔笔如磐石，折角棱条分明，有严峻之态。章法行密字满，于平正之中存欹斜之变。翁方纲说：“是碑书体宽绰而阔，密处不甚留隙地，似开后来颜鲁公正书之渐。”（《两汉金石记》）杨守敬《平碑记》也说：“此碑古健丰腴，北齐人书多从此出，当不在《华山碑》之下。”清代著名书法家伊秉绶隶书即源于此。
主要书法家
曹喜：字仲则，扶风平陵（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章帝时为秘书郎，工于篆隶，尤擅篆书。作《笔论》一卷。师承李斯而有所创新，有“悬针法”、“垂露法”为后世所重。
张芝书法杜度：原名操，魏晋时人，因避魏武帝（曹操）讳改名，字度伯，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东南）人。善章草，为章帝所重，允许其以草书上事，故后世名为章草。杜度的章草，古逸高深，时人呼之曰“圣字”。
崔瑗（77－142）：字子玉，涿郡安平（今属河南省）人，早孤好学，善章草。曾为济北相，著有《草书势》。其草书工巧不如杜度，但媚趣过之。时人呼之曰“草贤”，于杜度并称“崔杜”。
张芝（？－约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省）人。性格高尚，不愿出仕做官。其草书精劲绝伦，历史上称为“草圣”。张芝的章草学杜度、崔瑗，但有所创新，成为今草，是今草的创始人。
蔡邕（132－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省杞县）人，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后人称其为“蔡中郎”。蔡邕工篆、隶，以隶书造诣最高，名望最重。蔡邕见工人用垩帚刷墙，受到启发，乃创飞白书，作品有《鸿都石经》（《熹平石经》）。
刘德升：字君嗣，颍川（今河南省禹县）人，以创造行书名世。其行书，虽以草创，亦丰赡妍美，风流婉约，独步当时。
师宜官：南阳（今属河南省）人，灵帝刘宏征天下工书者于鸿都门，以师宜官的“八分”为最。其写大字，能为一丈；小字则书千字于方寸之纸。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省平凉西北）人。其“八分”很受灵帝的重视，为鸿都门下书法家。曹操喜其书，常悬其书以壁上欣赏。
书法史 -
四、魏晋书法
完成书体演变
从汉字书法的发展上看，魏晋是完成书体演变的承上启下的重要历史阶段。是篆、隶、真、行、草诸体咸备俱臻完善的一代。汉隶定型化了迄今为止的方块汉字的基本形态。隶书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就孕育着真书（楷书），而行草书几乎是在隶书产生的同时就已经萌芽了。真书、行书、草书的定型是在魏晋二百年间。它们的定型、美化无疑是汉字书法史上的又一巨大变革。这一书法史上了不起的时代，造就了两个承前启后，巍然绰立的大书法革新家—钟繇、王羲之。他们揭开了中国书法发展史的新的一页。树立了真书、行书、草书美的典范，此后历朝历代，乃至东邻日本，学书者莫不宗法“钟王”。盛称“二王”（王羲之及其子王献之），甚至尊王羲之为“书圣”。又有王洵（羲之侄）善行书，有《伯远帖》传世。
主要作品
钟繇《宣示表》《宣示表》：钟繇书小楷，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荐季直表》：钟繇书小楷，写于黄初二年（221）。其布局空灵，结体疏朗、宽博，体势横扁，尚有隶意。虽有许多不成熟的地方，结体法度均不如晋唐工整，但天趣盎然，妙不可言。
王羲之《黄庭经》《乐毅论》：王羲之书小揩。笔势流丽，神采焕发，肥瘦相称，极合楷书的法则。隋智永称它为“正书第一”，唐代褚遂良也极为称赞。
《黄庭经》：王羲之书小楷。关于黄庭经，有一段传说：山阴有一道士，欲得王羲之书法，因知其爱鹅成癖，所以特地准备了一笼又肥又大的白鹅，作为写经的报酬。王羲之见鹅欣然为道士写了半天的经文，高兴地“笼鹅而归”。原文载于南朝《论书表》，文中叙说王羲之所书为《道》、《德》之经，后因传之再三，就变成了《黄庭经》了。因此，《黄庭经》又俗称《换鹅帖》，无款，末署“永和十二年（356）五月”，现在留传的只是后世的摹刻本了。
《兰亭序》：是王羲之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年）三月三日和一些文人举行“修契”宴会上，为他们的诗写的序文手稿。共二十八行，三百二十四字，章法、结构、笔法都很完美，是他三十三岁时的得意之作。后人评道“右军字体，古法一变。其雄秀之气，出于天然，故古今以为师法”。因此，历代书家都推《兰亭》为“行书第一”。
王羲之《兰亭序》《快雪时晴帖》：王羲之书。行书四行，字体流利秀美。元赵孟頫曾称此帖为“天下第一法书”。《石渠宝笈》收晋人三帖，号称“三希”，此帖列于首位。其为人所重视，由此可见。
《 孔侍中帖》：《孔侍中帖》和《频有哀祸》，王羲之行书，二帖连为一纸。纸本现藏日本前田育德会，与《丧乱·二谢·得示帖》同为唐代流入日本的王羲之名迹摹本。《频有哀祸·孔侍中帖》在活泼的行书笔意中带有凝重之感。在章法结体上又显示出欹侧取妍的艺术效果。
《丧乱帖》：《丧乱·二谢·得示帖》均为唐摹王羲之尺牍，行书。纸本。现藏日本帝室。帖上还引有朱文“延历敕定”三印，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德宗建中三年至唐顺宗永贞元年，可见此帖是唐代传入日本的。《丧乱·二谢·得示帖》笔法精妙，结体多欹侧取姿。有奇宕潇洒之致，是王羲之所创造的最新体势的典型作品。
《十七帖》：是王羲之草书代表作，内容是他所写的尺牍。因卷有“十七”字故名。《十七帖》墨迹已佚，仅有摹刻本传世。《十七帖》草书，前人评为“笔法古质浑然，有篆籀遗意”，也有人认为帖中字带有波挑的笔势，字字独立不相连属。这正表明他善于“兼撮众法，备成一家”，所以才能形成他独具风范的草书体势。
《洛神赋十三行》：是王献之的小楷作品，据说王献之好写洛神赋，写过不只一本。共计十三行，真迹已不复存在。今只传贾似道所刻石本，因石色如碧玉，世称“碧玉十三行”，现藏首都博物馆。王献之所书《洛神赋十三行》体势秀逸，笔致洒脱，清杨宾《铁函斋书号》认为“字之秀劲园润，行世小楷无出其右”。从《洛神赋十三行》中可看出，王献之的楷书笔法不再带有隶意，字形也由横势变为纵势，已是完全成熟的楷书之作。
《鸭头丸帖》：王献之行草书，二行。文曰：“鸭头丸，故不佳。明当必集，当与君相见”。共十五字，系王献之给友人的便札。真迹现存于上海博物馆。全帖用墨枯润有致。姜夔《续书谱·用墨》说“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鸭头丸帖》两层意思，蘸墨两次，一次一句，墨色都由润而枯，由浓而淡，墨色分明。从而展现出全帖的节奏起伏和气韵自然变化。“稿行之草”的行草是王献之独创的书体，《鸭头丸帖》又是他行草的代表作。
《中秋帖》：《中秋帖》传为王献之所书，与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王询的《伯远帖》合称“三希”，现藏故宫博物院。《书断》中说：“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中秋帖》书法纵逸豪放，应是王献之创造的新体。
《伯远帖》：东晋王洵真迹。历来为后世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伯远帖》是王给亲友的一通书函。它行笔峭劲秀丽，自然流畅，是我国古代书法作品中的佼佼者。被列为“三希”之三。它的笔画写得较瘦劲，结体较开张，特别是笔画少的字显得格外舒朗，飘逸，真有点“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洞”的晋人韵味。
著名书法家
邯郸淳：一名竺，字子叔，三国魏颖川（今河南省禹县）人，工精各体，篆书师曹喜，略究其妙，其书应规入矩，方圆乃成。精究闲理，名著于时，有《三体石经》。
钟繇151－230：字元常，三国魏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因为做过太傅，世称“钟太傅”。他的书法，以曹喜、蔡邕、刘德升为师，博采众长，兼善各体，尤精小楷。结构朴实严谨，笔势自然，开创了由隶书到楷书的新貌。与汉代草圣张芝并称“钟张”，和晋代王羲之并称“钟王”。他的书法历代为人所重视。钟的真迹，早已失传，宋代以来法帖中所刻的小楷《宣示表》、《荐季直表》等都是晋唐人临摹本。
韦诞：字仲将，三国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篆书师邯郸淳，草书师张伯英。诸书并善，尤精题署。其书如龙威虎振，剑拔弩张。
皇象：字休明，三国吴广陵江都（今属江苏）人。东吴书法家，兼善汉隶、小篆、章草。汉隶雄逸，篆书精能。草书师杜度，笔势沉着痛快，精深奇崛。作品有《吴大帝碑》、《天发神谶碑》。
卫瓘（220－291）：字伯玉，晋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与索靖同尚张芝，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惜其作品今已失传。
卫恒（252－291）：字巨山，晋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卫瓘之子，书法理论家，其《四体书势》颇具影响。其书法，家学渊源，善虫书、章草和草书，古文过于父。所写隶书，迹同飞白。博深古今文字。弟宝、庭、子璪、玠皆以书法著名，家风四世不坠。
卫夫人（272－349）：姓卫，名铄，字茂猗，晋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汝阴太守李矩妻，卫恒的从妹，王羲之的启蒙老师。其楷书，妙传钟繇之法，传有《笔阵图》，在书法理论上很有影响。
索靖（239－303）：字幼安，晋敦煌（今属甘肃省）人。张芝妹之孙，善章草及草书，出于韦诞，峻险过之。亦传张芝法，与卫瓘齐名，有《草书状》传世。
王羲之（303－361）字逸少，晋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后世称为“王右军”。他出身于两晋的名门望族。王羲之十二岁时经父亲传授笔法论，“语以大纲”，即有所悟。他小时后就从当时著名的女书法家卫夫人学习书法，后改学张芝、钟繇。以后他渡江北游名山，博采众长，观摩学习“兼撮众法，备成一家”，达到了“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的高度。其书备精诸体，自成一家。王羲之的楷书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等“在南朝即脍炙人口”，对后世影响很大他的正体世称“书之圣”。王羲之在书法上是个革新家，他的主要成就还是表现在行书和草书上。他的行草书又被世人尊为“草之圣”。他把散见于前代、当代的书法作品中的一些用笔、结字优点，融合统一在一种崭新的书法作品中。
王洽：字敬和，晋琅琊临沂人，王导之子。其行草书见贵当世，在诸子中最知名，书兼法，于草书尤工，不减父风，下笔有新意，韵媚宛持大行于世。
王献之（344－386）：字子敬，王羲之的第七个儿子。官至中书令，世称“王大令”。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幼时从他父亲学书，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成一家，与父齐名，人称“二王”。南朝宋、齐、梁、陈之间，人多崇尚他的字。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用笔外拓，结体匀称严整，如大家闺秀，姿态妩媚雍容。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之二，笔划连续不断，世称“一笔书”。
王洵（350－401）：字元琳，小字法护。晋临沂（今山东临沂县）人。官至尚书令。他是“书圣”王羲之的族侄，出生在一个精于书法，几代不衰的名门望族。其父王恰，其祖父王导均善书，所以史称“三代以能书称，家范世学，洵之草圣，亦有传焉”。其草书《伯远帖》，一直被后代书法家、鉴赏家、收藏家视为瑰宝，是因为它是十分难得的东晋名人书法真迹。
郗愔：字方回，晋高平（今山东徽山县）人。善众书，长于章草。浓纤得中，意态无穷。父鉴，草书卓绝，古而且劲。子超，亦善草书，媚过其父，骨力不及。
庾翼：字雅恭，晋颍川（今河南许昌）人。善草隶、章草，少时与王羲之齐名，殊为世重。
谢安（320－385）：字安石，东晋政治家，善行书，纵任自在，有螭盘虎踞之势。
书法史 - 五、南北朝书法
民间书家大显身手
晋至八王之乱，王室内讧以后，势力逐渐衰微。在北方，随着西晋的灭亡。形成了“五胡十六国”的混乱时期。后拓跋氏结束十六国，建立北魏，促成了一百四十九年的相对统一。这是北朝。晋室东迁至灭亡，从公元420年至公元589年，是南朝。此时书法，也继承东晋的风气，上至帝王，下至士庶都非常喜好。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无名书家为其主流。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唐代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南北朝书法以魏碑最胜。魏碑，是北魏以及与北魏书风相近的南北朝碑志石刻书法的泛称，是汉代隶书向唐代楷书发展的过渡时期书法。康有为说：“凡魏碑，随取一家，皆足成体。尽合诸家，则为具美”。唐初几位楷书大家如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都是直接继承智永笔法取法六朝的。
主要作品
智永《真草千字文》《千字文》：线条饱满，笔意飞动，运笔，结体的技巧都十分精熟，前人评其书谓“智永得右军之肉”，于此可得印证。其《楷书千字文》用笔遒劲，结构端庄，笔画的起止提按痕迹十分清晰，富有虚实变化，与晋唐写经非常接近，便于初学。
《爨宝子碑》：南朝沿袭晋制，禁止立碑，故碑刻极少，而云南“二爨”（《爨宝子碑》、《爨龙颜碑》）可谓灿若星辰，光耀夜空。《爨宝子碑》是云南边陲少数民族的首领受汉文化的熏陶，仿效汉制而树碑立传的。此碑刻于东晋大亨四年（405）。书体是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体。碑中一部分横画仍保留了隶书的波挑，但结体却方整而近于楷书。用笔以方笔为主，端重古朴，拙中有巧。看似呆笨，却飞动之势常现。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评此碑为“端朴若古佛之容”是很恰当的。
《爨龙颜碑》：《爨龙颜碑》立于南朝宋大明二年（458），比《爨宝子碑》晚五十三年。可以说这两块碑是同时代的作品。它的结体以方整为主，但转折处已使用圆转笔法，而不象《爨宝子碑》那样如矩形的折角，更具有楷书的特征。我们可以从《爨龙颜碑》笔画的圆润刚强，窥见其运笔实源于篆法，起笔虽有方圆之分，但笔划均极为厚重。《爨龙颜碑》在手法上俯仰揖让，疏密相间，在结构上姿态奇逸，舒敛自如。康有为评说：“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布势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
《郑文公碑》：即《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北魏摩崖刻石，宣武帝永平所年（公元511年）刻。书写者是郑羲的儿子郑道昭。书法多用圆笔，变化巧妙；结体宽博，气魄雄伟。清代包世臣说：“北碑体多旁出，郑文公字独真正，而篆势分韵草情毕具其中。布白本乙瑛，措画本石鼓，与草同源，故自署曰草篆。不言分者，体近易见也。”是“真文苑奇珍也”。
龙门十二品《始平公造像记》：《龙门二十品》是龙门石窟中的二十尊造像的题记拓本，北魏书风的代表作。康有为称龙门石刻“皆雄峻伟茂，极意发宕，方笔之极规也”。而《始平公造像》又是龙门石刻中的代表作。立于太和二十二年（498）。此碑与其它诸碑不同之处是全碑用阳刻法。笔画折处重顿方勒，锋芒毕露，显得雄峻非凡。
《张猛龙碑》：此碑立于北魏明孝帝正光三年（522），全称《魏鲁郡太守张府君清颂之碑》，现在山东曲阜孔庙中。是魏碑后期佳作之一。《张猛龙碑》运笔刚健挺劲、斩钉截铁，可看作是《始平公造像记》的风格的延续和发展。如横、直划的方笔起笔，折处的方棱及三角形的点等，都保留了《始平公造像记》的旧貌；但也并非笔笔都方，而是变化多端，有方有圆，比《始平公》更精美细腻。此外，较之早期魏碑，不难看出魏碑由粗到细的演变过程。
主要书法家
羊欣（370－442）：字敬元，南朝宋泰山（今山东费县）人。是王献之的入室弟子，长于隶书（正楷书），见重一时。
董思话：南朝宋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工隶书，学于羊欣，得行草之妙，有过青之誉，为一时绝妙。
王僧虔（426－485）：南朝齐琅琊临沂（今山东）人。王羲之四世族孙。善隶书（正楷书），奕奕有风流气骨。书迹有《王琰帖》等。
张融：字思光，南朝吴（今江苏苏州）人。书兼众体，草书尤工，与王僧虔齐名。其书，如风凫春林，甚有媚好，体用得法，意气有余。
陶弘景（456－536）：字通明，号华阳隐士，谥贞白先生，南朝梁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道学家、医学家。工草隶，隶书不类常式，骨体遒媚，别作一家。
萧子云（487－549）：字景乔，南朝梁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文史学家，著有《晋书》一百一十卷等。善草、行、小篆，创小篆飞白，点画之际，意趣飘然。其真书学王献之，晚师钟元常，在当世影响很大。
阮研：字文，南朝梁陈留（今河南开封西北）人。曾官至兖州刺史，人称“阮兖州”。其书，居今观古，尽窥众妙之门。行草出于王羲之，精熟尤甚，势若飞泉，奔竞不息。
智永（南朝－隋唐）：名法极，是王羲之的七代孙子，王羲之第五子王徽之的后代。他是严守家法的大书法家。他习字很刻苦。冯武《书法正传》说他住在吴兴永欣寺，几十年不下楼，手书了八百多本《真草千字文》，给江东诸寺，各送一本。他用废的笔，埋起来象冢一样。后人讲“退笔成冢”的典故就是从这儿来的。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说他学钟繇《宣示表》，“每用笔必曲折其笔，宛转回向，沉著收束，所谓当其下笔欲透纸背者”。他所写的《真草千字文》清何绍基说：“笔笔从空中来，从空中住，虽屋漏痕，犹不足以喻之”。我们细读他的墨迹《真草千字文》，看得出他用笔上藏头护尾、一波三折、含蓄而有韵律的意趣。董、何之说可谓精确、具体、恰当。
郑道昭（？－516）：字僖伯，自称中岳先生，北魏人。传《郑文公碑》及为其书。
丁道护：隋谯国（今安徽亳县）人。所书《启法寺》、《兴国寺》二碑，皆名冠一时。
书法史 - 六、唐代
书学鼎盛
唐朝的建立结束了西晋以来近三百年的动乱局面，国初二十年形成了文治武功的“贞观之治”，此后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开元时期更是呈现出超越两汉的空前兴盛气象。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陆柬之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李邕、张旭、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钟绍京、孙过庭。唐太宗李世民和诗人李白也是值得一提的大书家。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主要作品
《孔子庙堂碑》：为虞世南撰文并书写。原碑立于唐贞观初年。楷书35行，每行64字。碑额篆书阴文“孔子庙堂之碑”六字。碑文记载唐高祖五年，封孔子二十三世后裔孔德伦为褒圣侯，及修缮孔庙之事。为虞世南六十九岁时所书。此碑书法用笔俊朗圆润，字形稍呈狭长而尤显秀丽。横平竖直，笔势舒展，一片平和润雅之象。
《汝南公主墓志》：此帖无款，传为虞世南书，亦有人认为是旧摹本。纸本，行书18行，共222字。此帖书法温润圆秀，用笔近似宋代米芾，故有米临之说。明王世贞评此书：“潇散虚和，姿态风流，有笔外意。”明李东阳也说此帖：“笔势圆活，戈法独存。”所谓戈法，就是虞世南研究“二王”书法所悟到的一种独特笔法。相传唐太宗临右军书法，写到“戬”字时，虚其“戈”令世南补之，然后拿给魏征看。魏征说，圣上之书惟“戈法”逼真。可见虞世南书法造诣之深了。《汝南公主墓志》前几行确实与虞世南的楷书风格相一致，具备了含蓄深沉，外柔内刚，凛然不可犯的风度。可惜后半部则流于荒率，疑为伪作，不无道理。此帖现藏上海博物馆。
《倪宽赞》：墨迹，传为褚遂良书（亦有人认为是欧阳询书），真伪尚无定论。然此书颇得褚书三昧。楷书50行，共340字。宋赵孟坚评论此帖说：“容夷婉畅是河南晚年书。”明杨士奇评云：“评者认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而詹景凤则谓：“燥而不润，觅贬天趣。”此帖原迹现在台湾。
雁塔圣教序《雁塔圣教序》：亦称《慈恩寺圣教序》。凡二石，均在陕西西安慈恩寺大雁塔下。前石为序，全称《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文，褚遂良书。行42字。后石为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撰文，褚遂良书，20行，行40字，文右行。在运笔上则采用方圆兼施，逆起逆止；横画竖入，竖画横起，首尾之间皆有起伏顿挫，提按使转以及回锋出锋也都有了一定的规矩。唐张怀瑾评此书云：“美女婵娟似不轻于罗绮，铅华绰约甚有余态。”秦文锦亦评曰：“褚登善书，貌如罗琦婵娟，神态铜柯铁干。此碑尤婉媚遒逸，波拂如游丝。能将转折微妙处一一传出，摩勒之精，为有唐各碑之冠。”
《阴符经》：大字墨迹，传为褚遂良书。纸本，楷书96行，共461字。传为褚遂良所书的《阴符经》尚有小楷和行书两种刻本流传于世，字迹皆很小，难窥庐山面目。此帖大盈寸，末题：“起居郎臣褚遂良奉敕书”。很有可能是唐代学褚书的伪作。即便如此，大字《阴符经》也不失为书法精品。此帖不但具备了褚体楷书的特点，还与“唐人写经”极其相似行笔起落多参以写经笔法，写得自然古朴。元杨无咎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瞻，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石皆为楷书，万文韶刻。现所选为前石拓本。
《龙藏寺碑》：亦称《正定府龙兴寺碑》，立于隋开皇六年（公元586），碑在河北正定龙兴寺。楷书，碑阳30行，行50字，碑阴题名五列，左侧题名三列。《龙藏寺碑》书法宽博和谐，其用笔细劲轻松，具有流动感和轻重变化，结体以方正为主，略呈扁形，左右开张，点画精丽而有法可循，给人以清爽匀称的感觉。此碑为隋代刻碑中的精品，对唐代书法，特别是唐初诸大家的影响甚大。
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全称《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唐李百药撰文，欧阳询书。碑立于唐贞观五年（公元631年），楷书35行，行书33字。原石久佚。此碑书法笔力强健，结构紧密。早《九成宫》一年而书，故风格极相似，但谨严有余舒展不足。元赵孟頫评论云：“唐贞观间能书者，欧阳率更为最善，而《邕禅师塔铭》又其最善者也。”清代金石家翁方纲对此碑书法评价极高，认为此碑胜于《九成宫醴泉铭》。赞誉虽嫌过头，但可以说明此碑的书法确有其独到的地方。
《九成宫醴泉铭》：由魏征撰文，欧阳询书。记载唐太宗在九成宫避暑时发现泉水之事。此碑立于唐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楷书24行，行49字。此碑用笔方整，且能于方整中见险绝，字画的安排紧凑，匀称，间架开阔稳健。明陈继儒曾评论说：“此帖如深山至人，瘦硬清寒，而神气充腴，能令王者屈膝，非他刻可方驾也。”明赵涵《石墨镌华》称此碑为“正书第一”。
《虞恭公碑》：全称《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虞恭公温公碑》，亦称《温彦博碑》。岑文本撰文，欧阳询书，唐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十月立。楷书36行，行77字，碑额阳文篆书“唐故特进尚书右仆射虞恭公温公碑”十六字。明赵涵《石墨镌华》评云：“此碑字比《皇甫》、《九成》善小，而书法严整，不在二碑之下。”并叹：“时信本已八十余，而楷法精妙如此。”诚然，欧阳询所书《虞恭公碑》已达到了艺术的化境，细观次碑书法已脱离了“欧体”在《九成宫》、《化度寺》中所具有的凝厚严谨的特征，而更趋于自然流畅。此时欧阳询作楷书已能随心所欲，运笔自如。
《张翰思鲈帖》：亦称《季鹰帖》，欧阳询书。行楷书，无款。纸本，纵25.2厘米，横33厘米。后纸有瘦金体书跋：“唐太子率更令欧阳询书张翰帖。笔法险劲，猛锐长驱，智永亦复避锋。鸡林尝遣使求询书，高宗闻而叹曰：‘询之书远播四夷。晚年笔力益刚劲，有执法廷争之风，孤峰崛起，四面削成，非虚誉也。’”此帖的风格与欧阳询的楷书风格基本上是一致的，同是以险取胜。字的重心压在左侧，而以千钧之势出一奇笔压向右侧，使每个字的结体形成一种逆反之势，然后再向右用力使之化险为夷，真可谓“险中求稳，别有乐趣”。清乾隆帝评论道：“妙于取势，绰有余妍。”是很有眼力的。此帖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皇甫诞碑》：全称《隋柱国左光禄大夫宏议明公皇甫府君之碑》，亦称《皇甫君碑》。唐于志宁撰文，欧阳询书。此碑现在陕西西安，无书写年月。楷书28行，行59字。碑额篆书“隋柱国宏议明公皇甫府君碑”十二字。《墨林快事》谓此碑立于隋朝，当为欧阳询早年所书。此碑在明代已断为两截。《皇甫诞碑》用笔紧密内敛，刚劲不挠。点画重在提笔刻入，此为唐初未脱魏碑及隋碑的瘦劲书风所特有的笔法特点。杨士奇云：“询书骨气劲峭，法度严整，论者谓虞（世南）得晋之飘遗，欧（阳询）得晋之严整。观《皇甫诞碑》其振发动荡，岂非逸哉？非所谓不逾矩者乎？”翁方纲说：“是碑由隶成楷，因险绝而恰得方正，乃率更行笔最见神采，未遽藏锋，是学唐楷第一必由之路也。”此碑用笔研润，虽为欧阳询早年作品，但已具备了“欧体”严整、险绝的基本特点。明王世贞云：“率更书皇甫府君碑，比之诸贴尤为险劲。是伊家兰台（欧阳通）发源”杨宾在《大瓢偶笔》中说：“信本碑版方严莫过于《邕禅师》，秀劲莫过于《醴泉铭》，险峭莫过于《皇甫诞碑》，而险绝尤为难，此《皇甫碑》所以贵也。”
《梦奠帖》：欧阳洵以楷书名，其实他的行书也很出色，其中以《梦奠帖》为最佳。《梦奠帖》全称《仲尼梦奠帖》，七十八字，无款，但流传有序。郭天锡在跋中曰：“此本劲险刻历，森森然如武库之戈戟，向背转折深得二王风气，世之欧行第一书也。”
书谱《书谱》：是孙过庭撰文并书写的一篇书法理论文章，也是历代传颂的书法名作精品，它是中国书学史上一篇划时代的书法论著。孙过庭提出了他著名的书法观：“古不乖时，今不同弊”，为书法美学理论奠定了基础。《书谱》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也相当高，孙过庭的书法上追“二王”旁采意草融二者为一体并出之己意，笔笔规范，极具法度，有魏晋遗风。宋米芾评道：“凡唐草得‘二王’法者，无出其右。”《书谱》墨迹为一卷，历代均有摹刻本，真迹现在台湾。
《肚痛帖》：无款，传为唐张旭书。草书6行，共30字。明王世贞跋云：“张长史《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此《肚痛帖》仅30字，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
《郎官石拄记》：亦称《郎官厅壁记》，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陕西西安。《郎官石拄记》书，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此石宋时已有刻本。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
古诗四帖《古诗四贴》：《古诗四帖》传为张旭所书。纸本，草书，写在五色笺上，共40行。纵28.8厘米，横192.3厘米。前两首诗是庾信的“步虚词”，后两首为谢灵运的“王子晋赞”和“岩下一老公四五少年赞”。原迹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盛唐时期，以张旭为代表的一派草书风靡一时，它打破了魏晋时期拘谨的草书风格。把草书在原有的基础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所谓“连绵还绕”，有时两个字看起来象一个字，有时一个字看起来却象两个字。在章法安排上，也是疏密悬殊很大。在书写上，也一反魏晋“匆匆不及草书”的四平八稳的传统书写速度，而采取了奔放、写意的抒情形式。正如唐代文学家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所云：“张旭善草书，不治它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从草书焉发之。”此幅草书，通篇气势奔放，运笔无往不收，如“锥划沙”，无纤巧浮华之笔。
《终年帖》：唐张旭书。唐蔡希综《法书论》云：“（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之再出。”由此可见，他的草书迥异于“不激不厉”的大王书风，而取法于“纵逸不羁”的王献之。其骇目惊心的壁书和屏书，今已荡然无存，草书作品《终年帖》等尚可从摹刻本中看到。此帖作为张旭的作品是公认的。如此难得的墨迹，留给后世的是那如骏马奔驰，倏忽千里，如云烟缭绕，变幻多姿的艺术形象。
《十五日帖》：唐张旭书。唐代韩愈曾赞道：“往时旭善草书，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华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万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这是历代书论中指出书法写神达情的最精彩的论述。他仿佛告诉人们，正因为有了张旭的狂草，中国书法的感情容量才得以深邃的扩展。《文论》尝云：“深识书者，惟观神采，不见字形。”以此论欣赏张旭草书，会发现书论和书作是如此合拍。
《东方朔画像赞》：《东方朔画像赞》的楷书作品有两件，其一传为王羲之小楷，另一为颜真卿的大楷。此碑额篆“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并序”，唐天宝十三年十二月立于德州，时年颜真卿四十六岁。碑阳赞12行，阴记17行，行楷30字。额亦二，一篆书，一隶书，皆十三字。苏东坡曾学此碑，并题云：“颜鲁公平生写碑，唯此碑为清雄。字间不失清远，其后见王右军本，乃知字字临此书，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明人有云：“书法峭拔奋张，固是鲁公得意笔也。”原石多经剜刻，面目全非。传世有宋拓佳本。
《多宝塔感应碑》：乃颜真卿墨迹，作于天宝十一年他四十三岁时，楷书。碑文结体严密，笔画粗细变化不大，是他继承传统的作品，与他后来所书的《颜家庙碑》、《麻姑仙坛记》风格迥异，而与唐人写经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说明颜真卿在向前辈书法家学习的同时，也非常注重从民间的书法艺术吸取营养。《书画跋》：“此是鲁公最匀稳书，亦尽秀媚多姿，第微带俗，正是近世撰史家鼻祖。”此碑最便于初学书法者临习，现藏于系西安碑林。
《颜勤礼碑》：大历十四年，颜真卿撰并书。除《集古录》、《金石录》著录外，他书无言及者。1922年10月在长安出土，现藏于西安碑林。此碑是颜真卿为其曾祖所立，因久埋土中，故未受损，历历如新，雄迈遒劲能传颜书之本来面目，宜于初学。
祭侄文稿《祭侄文稿》：行草墨迹，颜真卿书。纵28。2厘米，横72。3厘米，25行，30字。此帖本是稿本，原不是作为书法作品来写的，但正因为无意作书，所以使此幅字写得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张晏评云：“告不如书简，书简不如起草。盖以告是官作，虽楷端终为绳约；书简出于一时之意兴，则颇能放纵矣；而起草又出于无心，是其手心两忘，真妙见于此也。”元代鲜于枢评此帖为“天下第二行书”。在此帖真迹中，所有的渴笔和牵带的地方都历历可见，能让人看出行笔的过程和笔锋变换之妙，对于学习行草书有很大的益处。原迹现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中兴颂》：全称《大唐中兴颂》，元结撰文，颜真卿书于摩崖，时年六十三岁，楷书，现在湖南祁阳县浯溪。元结是唐代著名文学家，罢官后居于浯溪，溪边山岩峰峦叠障，石壁嶙峋，《中兴颂》就刻在其中最大的一块石壁上。此文记平安禄山之乱，颂唐中兴之事。此刻石书风磊落奇伟，石质坚硬，经千年尚保存完整。《集古录》称赞此摩崖刻石“书字尤奇伟而文辞古雅”。《广川书跋》评为：“太师以书名，中兴颂尤瑰玮，故世贵之”。
《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山仙坛记》，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四月立。碑旧在江西临川，明季毁于火。楷书，据传世剪裱本计共901字。此碑楷书，庄严雄秀，历来为人所重，是颜体代表作之一，为颜真卿六十多岁时的作品。此时颜真卿楷书风格已基本完善，不但结体紧结，开张一任自然，而且在笔画上也从光亮规整向“屋漏痕”的意趣迈进了。欧阳修《集古录》中说：“此碑遒峻紧结，尤为精悍，笔画巨细皆有法。”
《颜家庙碑》：全称《唐故通议大夫行薛王右柱国赠秘书少监国子祭酒太子少保颜君庙碑铭并序》，颜真卿撰文并书。唐建中元年（公元780）七月立，碑在陕西西安。四面刻楷书，两面各24行，行47字，两侧各6行，每行52字，额篆书“颜氏家庙之碑”六字，为李阳冰书。明赵涵《石墨镌华》云：“此书结法与《东方赞》正同，劲节直气，隐隐笔画间。”王世贞云：“余尝评颜鲁公《家庙碑》以为今隶中之有玉筋体者。风华骨格，庄密挺秀。真书家至宝。”
争座位稿《争座位稿》：亦称《论座帖》、《与郭仆射书》，是唐广德二年（公元764）颜真卿与郭英之书信稿。行草书，传有七纸，约64行，宋时曾归长安安师文，安氏以此上石，石现在陕西西安碑林，墨迹不传。苏轼曾于安氏处见真迹赞曰：“此比公他书犹为奇特，信手自书，动有姿态。”此帖为颜真卿行草书精品，后世行草书有成就者大都对此帖下过一定的功夫。通观全篇书法，一气贯之，字字相属，虎虎有生气。此稿系颜真卿因不满权奸的骄横跋扈而奋笔直书的作品，故通篇刚烈之气跃然纸上。此帖本是一篇草稿，作者凝思于词句间，本不着意于笔墨，却写得满纸郁勃之气横溢，成为书法史上的名作。后世以此帖与《兰亭序》合称“双壁”。
《自书告身》：楷书墨迹，传为颜真卿自书，然疑为伪托。共386字。书法苍劲谨严，结衔小字亦一丝不苟，清淡绝伦。詹景风称此书：“书法高古苍劲，一笔有千钧之力，而体合天成。其使转真如北人用马，南人用舟，虽一笔之内，时富三转。”董其昌谓：“此卷之奇古豪放者绝少。”此帖字里行间可体会出颜书行笔的气韵和结体的微妙变化，是后人学习楷书不可多得的良范。原迹现在日本。
《论书帖》：草书墨迹，纸本，纵38.5厘米，横40.5厘米，9行，共85字。怀素草书，一般说是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所以有“以狂继颠”的说法。董追《广川书跋》云：“怀素于书法，自言得笔法三昧。观唐人评书，谓不减张旭，素虽驰骋绳墨外，而回旋进退莫不中节”，“今其书自谓真出钟（繇），草出张（芝）。”但无论如何，他的草书总是以奔放纵逸为基本面目的。而《论书帖》则与我们常见的怀素的草书大有不同。他的《书帖》写得“匀稳熟”，“出入规矩，绝狂怪之形”。是今草中有章草遗意的佳作。
《小草千字文》：小草千字文墨迹。贞元十五（公元799年书）怀素千字文有多种，而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又称《千金帖》绢本，八十四行，一零四五字。明莫如中说：“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迹，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此本为怀素晚年所书，当为绚烂之极而复归平淡之作，故历来为书林所重。
《圣母帖》：怀素草书。王世贞评说：“素师诸帖皆遒瘦而露骨，此书独匀稳清熟，妙不可言。”
自叙帖《自叙帖》：《自叙帖》纸本，纵28.3厘米，横775厘米；126行，共698字。帖前有李东阳篆书引首“藏真自叙”四字。原迹现在台湾故宫博物院。《自叙帖》是怀素晚年草书的代表作。通篇为狂草，笔笔中锋，如锥划沙盘，纵横斜直无往不收；上下呼应如急风骤雨，可以想见当年操觚之时，心手相师，豪情勃发，一气贯之的情景。明代安岐谓此帖：“墨气纸色精彩动人，其中纵横变化发于毫端，奥妙绝伦有不可形容之势。”
《金刚经》：是柳公权早期的书法作品，原石于宋代已被毁，现仅见敦煌石窟发现的“唐拓孤本”。柳公权早年曾广采众家之长，而且特别注意向前辈书家学习。从《金刚经》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取法诸家的痕迹。《广川书跋》云：“此经本出于西明寺。柳书谓有钟（繇）、王（羲之）、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陆（柬之）体。今考其书，诚为绝艺，尤可贵也。”此语基本上道出了此帖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柳公权楷书形成的过程及发展线索，无疑是很有帮助的。
《神策军碑》：全称《皇帝巡幸左神策军纪圣德碑并序》，柳公权书。唐会昌三年（公元843年）立，原碑久佚。《神策军碑》是柳公权楷书的代表作之一。此碑较人们熟知的《玄秘塔》的书法风格更成熟，更具有特色。结体布局平稳匀整，保留了左紧右舒的传统结构。运笔方圆兼施，运用自如。笔画敦厚，沉着稳健，气势磅礴。典型地表现了柳体楷书浑厚中见开阔的艺术特点。正如岑宗旦《书评》云，柳书“如辕门列兵，森然环卫”。读此碑可以使人加深对“颜筋柳骨”这句话的艺术特征的理解。《神策军碑》原石立在封建王朝的禁内，一般人难以进去摹拓，因此拓本传世极少。
玄秘塔碑《玄秘塔碑》：全称《唐故左街僧录内供奉三教谈论引驾大德安国寺上座赐紫大达法师玄秘塔碑铭并序》，唐裴休撰文，柳公权书并篆额。《玄秘塔碑》立于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十二月，碑在陕西西安碑林。楷书28行，行54字。刘熙载《艺概》谓：“柳书《玄秘塔》出自颜真卿《郭家庙》”，王世贞云：“柳法遒媚劲健，与颜司徒媲美”。《玄秘塔》是柳公权六十四岁时所书。王澍《虚舟题跋》说此书是“诚悬极矜练之作”。《玄秘塔》结字的特点主要是内敛外拓，这种结字容易紧密，挺劲；运笔健劲舒展，干净利落，四面周到，有自己独特的面目。
《韭花帖》：楷书，麻纸，可视为杨凝式楷书的代表作。明人董其昌曾为此帖题跋，称此帖“略带行体，萧散有致”。以此视帖，我们会发现不仅字体，用笔有萧散之感，更重要的是《韭花帖》的字距，行距均拉开至极限，然而其行气纵贯而舒朗空灵，因此在行款上独树一帜，为前代未有。仅此一点，便使它独立于古代各家的名作之林了。此外，《韭花帖》在单字结体上独出机杼，或戴高帽，或左右分离，或重心偏移，或轻头重脚，妙趣横生。又似出于自然，并无造作之感。
《神仙起居法帖》：杨凝式小草书。麻纸本。《宣和书谱》说杨氏“尤工颤草”，此帖草法，可窥一斑。《神仙起居法帖》在草书中，还时时夹入一些行书，后人称其为“雨夹雪”。此法始于颜真卿稿书，而杨凝式能融会贯通，使人望之无迹可寻，几入化境。黄山谷曾评此帖为“散僧入圣”，米芾则称其“天真纵逸”。初看似粗头乱服，其实在用笔上轻重、缓急，结体上纵横取势都十分讲究，并于一气贯注之中，显示出其控制韵律节奏的高超技艺。
《温泉铭》：《温泉铭》是唐太宗为骊山温泉撰写的一块行书碑文。此碑立于贞观二十二年（648），即唐太宗临死前一年。原石早佚，1900年发现于敦煌石窟，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温泉铭》书风激跃跌宕，字势多奇拗。俞复在贴后跋云：“伯施（虞世南）、信本（欧阳询）、登善（褚遂良）诸人，各出其奇，各诣其极，但以视此本，则于书法上，固当北面称臣耳。”对其评价极高。此碑书法不同于初唐四家的平稳和顺，而有王献之的欹侧奔放。有人认为太宗书法在大王和小王之间，但从作品看似更多地得之于王献之。
《晋祠铭》：全称《晋祠之铭并序》，唐太宗撰文并书。碑高195厘米，宽120厘米。碑额高106厘米，上刻“贞观廿年正月廿六日”飞白书九字。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八月刻，碑现存山西太原晋祠贞观宝翰亭内。此碑行书28行，行44字至50字不等。杨宾《大瓢偶笔》云：“今观此碑，绝以笔力为主，不知分间布白为何事，而雄厚浑成自无一笔失度。”清钱大昕云：“书法与怀仁《圣教序》极相似，盖其心摹手追乎右军者深矣。”清人王佑作诗赞曰：“平生书法王右军，鸾翔凤翥龙蛇绕，一时学士满瀛州，虞褚欧柳都拜倒。”此碑书法浑然天成，笔画结实爽利，无做作之态，实开八大山人之行楷书先河。
《上阳台帖》：墨迹，李白书。行草书，5行，24字，有款，款署“太白”二字。帖前隔水上有宋徽宗赵佶瘦金书题签“唐李太白上阳台”七字。《上阳台帖》为李白书自咏四言诗，也是其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上阳台帖》用笔纵放自如，快健流畅，于苍劲中见挺秀，意态万千。结体亦参差跌宕，顾盼有情，奇趣无穷。帖后有宋徽宗赵佶一跋，跋文为：“太白尝作行书‘乘兴踏月，西入酒家，可觉人物两望，身在世外’一帖，字画飘逸，豪气雄健，乃知白不特以诗鸣也。”元代张晏跋曰：“谪仙（李白）尝云：欧、虞、褚、陆真奴书耳。自以流出于胸中，非若他人极习可到。观其飘飘然有凌云之态，高出尘寰得物外之妙。尝遍观晋，唐法帖，而忽展此书，不觉令人清爽。”元代书法家欧阳玄在观赏了诗仙李白的此帖后，题诗云：唐家公子锦袍仙，文采风流六百年。可见屋梁明月色，空余翰墨化云烟。
著名书法家
虞世南（公元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官至秘书监，封永兴县字，故世称“虞永兴”，享年八十一岁，赐礼部尚书。虞世南幼年学书于王羲之七世孙、著名书法家僧智永，受其亲传，妙得“二王”及智永笔法。虞世南为人沉静寡欲，志性刚烈，议论正直，深得唐太宗器重。他的书法，笔势圆融遒劲，外柔而内刚。论者以为如裙带飘扬，而束身矩步，有不可犯之色。作品有《孔子庙堂碑》、《汝南公主墓志铭》等。
欧阳询（公元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世称欧阳率更。虞世南说他“不择纸笔，皆能如意”。而且他还能写一手好隶书。贞观五年《徐州都督房彦谦碑》就是其隶书作品。他的书法，以隶书为最。究其用笔，圆兼备而劲险峭拔，“若草里惊蛇，云间电发。又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其中竖弯钩等笔画仍是隶笔。他所写《化度寺邑禅师舍利塔铭》、《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被称为“唐人楷书第一”。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体都有十分严肃的程序，最便于初学。后人所传“欧阳结体三十六法”，就是从他的楷书归纳出来的结字规律。他的行楷书《张翰思鲈贴》体势纵长，笔力劲健。墨迹传世，尤为宝贵。欧阳询的儿子欧阳通，书法一本家传。父子均名声着于书坛，被称为“大小欧阳”。小欧阳《道因法师碑》，隶意更浓，然而锋颍过露，含蓄处不及其父。
褚遂良（公元596－658或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官至右仆射河南公，世称褚河南。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他所写的《雁塔圣教序》，最有自家之法。在此碑中，他把虞、欧法融为一体，波势自然。从气韵上看直追王逸少，但用笔、结字，圆润瘦劲之处却是褚法。
薛稷（649－713）：字嗣通，蒲州涿阴（今山西万荣县西）人。书画家，曾官至太子少保，故亦称“薛少保”。于外祖魏征处得见虞世南、褚遂良法书，锐精临仿，遂以书名天下。其书得于褚遂良为多，用笔纤瘦、结字疏通，自成一家，为河南的高足。与欧、虞、褚并称唐初四大家。
李邕（678－747）：字泰和，扬州江都人，曾官至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初学王羲之之行法，既得其妙，复乃脱旧习，笔力一新，顿挫起伏，奕奕动人。作品有《李思训碑》、《麓山寺碑》等。
陆柬之（585－638）：苏州吴（今属江苏）人。幼年亲受业其舅父虞世南，草书用笔则青出于蓝。晚年习二王，尤尚其古。作品有《武丘东山碑》、《头陀寺碑》等，其子彦远时称小陆，陆彦远以父书法传其甥张旭。
孙过庭（公元648－703）：字虔礼，富阳（今杭州西南）人。著名书法理论家。精于书法，尤以正、行、草书擅长。唐张怀瑾《书断》称他：“博雅有文章，草书宪章二王，工于用笔，劲拔刚断”。唐《续书评》云：“过庭草书如悬崖绝壑，笔势劲健。”《宣和书谱》说他：“得名翰墨，间作草书咄咄逼羲献，尤妙于用笔。”传世作品有《书谱》和草书《千字文》等。另有论书著作《书谱》。
张旭：字伯高，苏州吴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既醒，自视以为神，不可复得。世称“张颠”。曾官金吾长史，故人称“张长史”。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若说他的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故旭之书，变动如鬼神，不可端睨。”杜甫在《八仙歌》中写道：“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他能把书法艺术升华到，用抽象的点线去表现书法家思想情感高度的艺术境界。在书法艺术中，他的字貌似怪而不怪，关键在于点画用笔完全符合传统规矩。可以说，他是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书法上成了有创造力的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盛唐气象。其草书和李白的诗、裴旻的剑舞号为“三绝”。
李阳冰：字少温，赵郡（今河北省赵县）人。工篆书，得法于李斯《峄山碑》，以瘦硬取胜，精于书学。时人呼之曰“笔虎”。所书《缙云庙碑》为一代之冠。
李阳冰篆书张从甲：代宗大历时进士，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工正行书，志业精绝，远近称美。与兄从师、从义、从约，皆得右军规范，时人谓之“张氏四龙”。
颜真卿（709－785）：字清臣，琅琊临沂人。开元进士，迁殿中侍御史，为杨国忠所恶，出为平原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颜抗贼有功，入京历任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开国公，故又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宰相卢杞衔恨使真卿往劝谕，为希烈所留，忠贞不屈，被缢杀。真卿为琅琊氏后裔，家学渊博，工于尺牍；从褚遂良，张旭得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舒和，一变古法，自成一格，人称“颜体”。宋欧阳修评云：“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庄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不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
韩择木：昌黎（今属河北）人。玄宗开元时，曾官兵部尚书、散骑常侍，故人称“韩常侍”。以八分名世，作品有《荥阳王妃朱氏墓志》等。
钟绍京：字可大，虔州赣（今江西赣州）人。“以工书直凤阁”，唐武则天时甚为所重。他嗜书成癖，家藏王羲之、王献之、褚遂良真迹至数十百卷。宋曾巩《元丰类稿》云：“绍京字画妍媚，遒劲有法，诚少与为比。”宋米芾《书史》称钟绍京书“笔势圆劲”。明董其昌说：“绍京笔法精妙，回腕藏锋，得子敬神髓。赵文敏正书实祖之。”有《转轮王经》、《灵飞经》等作品传世。
徐浩（703－782）：字季海，越州（今浙江绍兴）人。曾官至太子少师，封会稽郡公，人称“徐会稽”。工楷隶，用笔正而心圆。代表作有《朱巨川告身》、《不空和尚碑》、《大智禅师碑》等。
怀素（725－785）：字藏真，俗姓钱，湖南长沙人。是唐代的草书家，相传他为练字种了一万多棵芭蕉，用蕉叶代纸、勤学精研；又用漆盘、漆板代纸，写至再三，盘板皆穿，秃笔成冢，以“狂草”出名。“运笔迅速，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随手万变，而法度具备”。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又有新的发展，谓“以狂继颠”，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也很大。怀素晚年草书趋于平淡。
沈传师（769－827）：字子言，苏州人。性夷粹无竞，曾为江西观察使，以廉靖闻。工书有楷法，其书如龙游天表，虎踞溪傍。所书《岳麓寺碑》，字势豪逸，遒劲妙绝，与柳公权齐名。
柳公权（778－865）：字诚悬，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官至太子太师，世称柳少师。《旧唐书》讲：“公权初学王书，遍阅近代书法，体势劲媚，自成一家。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书者，人以为不孝。外夷入贡，皆别署货币，曰此购柳书。”他学颜字，但能自创新意。世称“颜筋柳骨”，指出他们书法的不同点。柳字避开了颜字肥壮的竖画，把横竖画写得大体均匀而瘦硬。他又吸取了北碑中方笔字斩钉截棱角分明的长处，把点画写得好象刀切一样爽利深挺。他又吸取虞、欧楷书结体上的紧密，颜真卿楷书结体的纵势，写出了独树一帜的柳体。其代表作有：大和三年《李晟碑》（石在陕西高陵），会昌元年《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石在西安碑林），《苻嶙碑》（无立石年月，柳碑中最完全者），敦煌石室藏旧拓《金刚经》,《神策军碑》等。“书贵瘦硬方通神”，柳公权的书法就是以此取胜的。
杨凝式（873－954年）：字景度，号虚白，陕西华阴人。唐末为秘书郎，五代时官至太子少师，也称“杨少师”。他曾佯疯自晦，所以“杨疯子”便成了他的雅号。他能吟诗，多杂诙谐，尤善于书札。杨凝式的字多写在墙上，笔法纵逸遒放。黄庭坚至洛阳遍观僧院壁间墨迹，他说：“杨少师书，无一字不造微入妙，当与吴生画为洛中二绝。”又说：“有晋以来，难得脱然都无风尘气似‘二王’者，惟颜鲁公，杨少师仿佛大令尔；鲁公书今人随俗多尊尚之，少师书口称善而腹非也。欲深晓杨氏书，当如九方皋相马，遗其玄黄牝牡乃得之。”此后，书坛以“颜杨”并称。杨凝式留下的墨迹已不多，著名的是《韭花帖》。杨凝式变晋，唐楷行书匀密成法，黄庭坚有诗指出：“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疯子，下笔便到乌丝栏。”后人以为善评。杨凝式的行草书也奔放奇逸，有《卢鸿草堂图跋》，气势雄浑，极似颜真卿《祭侄文稿》。狂草《神仙起居法》纵横恣肆，《海岳书评》说其“如横风斜雨，落纸云烟，淋漓快目”。他有一首《题怀素酒狂帖后》诗，可视为他自己书法创作的经验总结：“十年挥素学临池，始识王公学卫非。草圣未须因酒发，笔端应解化龙飞。”（《全唐诗》卷七一五）他的书风直接影响北宋书坛，是由唐入宋的一大枢纽。
李世民（599－649）：我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刻碑的首创人物是唐太宗李世民。《温泉铭》便是行书入碑的代表作。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帝王，他不仅将封建社会推向鼎盛时期，而且身体力行地倡导书法，促使唐代书法成为我国书法史上辉煌的一页。他亲自为王羲之写传记，不惜重金搜购大王墨迹三千六百纸。李世民“以书师虞世南”（《宣和书谱》），常与虞世南论书，并云：“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唯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这反映了唐太宗的书法观，亦是相当开放的。唐太宗书法师承魏晋，《书小史》称其“工隶书、飞白，得二王法，尤善临古帖，殆于逼真。”《晋祠铭》为其书法杰作，当时各国使节都将精拓本带回去，广泛宣传。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清莲居士。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东），隋末其先人流寓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李白即出生于此。虽然李白的书名为诗名所掩，但是在历代书史专著里仍然有着记载。宋黄山谷曾经评说：“李白在开元、天宝间，不以能书传。今其行，草殊不减古人”。清人周星莲《临池管见》也说太白书“新鲜秀活，呼吸清淑，摆脱尘凡，飘飘乎有仙气。”可见作为唐代最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在他的书法作品中也充满着浪漫主义的写意情调。
书法史 - 七、五代书法
存唐遗风
公元九零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五代。又有前蜀、吴、楚、闵、南唐、荆南、后蜀、南汉、吴越、北汉十国。这种分裂混乱的局面持续五十四年，其间兵戈叠起。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向。苏轼评及五代书法时曾说：“自颜柳氏没，笔法衰绝，加以唐末丧乱，人物凋落，文采风流，扫地尽矣。独杨公凝式，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余，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杨少师之外，还有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渐变入欹侧纵肆，以后北宋“四家”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主要作品和书法家
彦修：梁乾化时人。他的草书写得很有特色。北宋李丕绪题其书尾说：“乾化中僧彦修善草书，笔力遒劲，得张旭法。惜哉名不振于时。”他还把彦修草书模刻上石“以贻同好”。王世贞对彦修的狂草看不惯，他在《王氏法书苑》中说：“彦修与亚栖，訾光齐名，书法如淮阴恶少年，风狂跳浪，俱非本色。”仔细分析，彦修草书气势磅礴，狂态逼人，有特色，但也有“粗”、“生犷”的瑕疵。
书法史 - 八、宋代书法
帖学大行
北周衰微之际，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自立为帝，建立赵宋王朝。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分裂混乱局面至此结束，国家复归统一。从公元960年至1279年，三百多年间，书法发展比较缓慢。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命侍书王著摹刻禁中，厘为十卷，这就是《淳化阁帖》。“凡大臣登二府，皆以赐焉。”帖中有一半是“二王”的作品。所以宋初的书法，是宗“二王”的。此后《绛帖》、《潭帖》等，多从《淳化阁帖》翻刻。这种辗转传刻的帖，与原迹差别就会越后越大。所以同是宗王从帖，宋人远逊唐人。所以一些评家以为帖学大行，书道就衰微了。这是宋代书法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其次如米芾《书史》所指出的“趋时贵书”也造成了宋代书法每况愈下。米芾分析说：“李宗锷主文既久，士子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趋时贵书矣。”宋室南渡之后，如《书林藻鉴》讲：“高宗初学黄字，天下翕然学黄字；后作米字，天下翕然学米字；....盖一艺之微，苟倡之自上，其风靡有如此者。”在这种风气笼罩之下，书法家能够按自己对书法艺术的理解去继承，革新的就不太多了。此宋代书法不十分景气的原因之二。总之，帖学大行和以帝王的好恶，权臣的书体为转移的情势，影响和限制了宋代书法的发展。宋代为后世所推崇者有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四大家。四家之外，宋徽宗赵佶独树一帜，亦堪称道。其著名代表书家有：蔡襄、苏轼、黄庭坚、米芾、赵佶。
主要作品
《蔡襄尺牍》：蔡襄楷书的代表作之一。字字端雅，雍容大度，一笔不苟，似乎全用颜法，只是结体略扁。
《郊燔帖》：蔡襄行草书札的代表作。笔画浑雄敦厚，婉转有致，运笔飞动自如。此帖取法于《伯远帖》，又参以章草笔法，使之有机的融为一体，形成蔡襄独特的草书风格。
《蒙惠帖》：蔡襄行楷作品。取法《兰亭序》而又参以颜鲁公敦厚沉稳的成分，继而宏大了宋代行书尺牍书法的艺术内涵，使书法艺术发展到一个新时期。
《陶生帖》：蔡襄草书翰札。潇洒劲逸。结体欹正大小，重轻疏密，随心所至，一气呵成。黄庭坚说：“君谟真行简札甚秀丽，能入永兴（虞世南）之室”是很正确的。
《黄州寒食诗帖》：纸本，25行，共129字，是苏轼行书的代表作。这是一首遣兴的诗作，是苏轼被贬黄州第三年的寒食节所发的人生之叹。诗写得苍凉多情，表达了苏轼此时惆怅孤独的心情。此诗的书法也正是在这种心情和境况下，有感而出的。通篇书法起伏跌宕，光彩照人，气势奔放，而无荒率之笔。《黄州寒食诗帖》在书法史上影响很大，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也是苏轼书法作品中的上乘。正如黄庭坚在此诗后所跋：“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
《罗池庙碑》：苏轼行楷。罗池庙，原为纪念唐代著名文学家柳宗元的，庙内立有韩愈撰写、沈传师书写的《罗池庙碑》，其石久佚。此碑据苏轼所书原碑文末篇的“迎享送神诗”真迹上石，刻于宋嘉定十年（1217）。楷书十行，字大四寸。清人书：“《罗池庙》健极，本唐人法而变其方整，本晋人韵而偏侧取势，摆宕有姿，大小长短，随其结体。此碑笔力扛鼎，结体雄健，似乎从颜鲁公《东方画赞》化出，肥而不肿，厚而不软，实为苏字大字之冠。”
《赤壁赋》：苏轼真迹精品的代表作。纸本，行楷书。其书法丰腴劲秀。明董其昌对它评价很高，认为此卷书法“全用正锋，是坡公之兰亭也。每波画尽处，隐隐有聚墨痕如黍米珠。嗟乎！世人且不知有笔法，况墨法乎。”这正是由于他的文学修养深厚，书法传统功底坚实。结字在方整中有流动的气势，特别是用墨虽浓，而灵活不滞，看去平平正正，但令人玩味无穷，被称为宋代第一，并不为过誉。
《丰乐亭记碑》：楷书。《丰乐亭记碑》欧阳修撰文，原石刻于北宋元佑六年（公元1091年），已佚。明嘉靖年间重刻。此碑是苏轼晚年书法力作之一。前人称“体度庄安，气象雍俗”，确为恰当，字体楷中稍见行意，有“笔圆而韵胜”的特点。明人王世贞评论他“自颜真卿、徐浩、结体虽小散缓而遒伟俊迈”，在此碑中可以得到印证。
《花气熏人帖》：草书，纸本。黄庭坚的草书，在“宋四家”当中应该说是水平最高。他“学草书三十余年”，从张旭、怀素处窥到了笔法的堂奥。后人评价他的草书高于他的行楷书。此帖第二行还斤斤于行草之间，似觉拘谨，从第三行开始便洋洋洒洒，一任自然，于点画亦不大注意，而极得天然之妙。
《黄州寒食诗卷跋》：是他在苏轼《黄州寒食诗帖》后写的一段跋语，此跋历来为人们所珍视，与原帖合称“双璧”。《寒食帖跋》表现了“黄书”的基本艺术特点。《跋文》用笔锋利爽截而富有弹性。其字写得藏锋护尾，纵横奇崛，其长笔画波势比较明显。由于黄庭坚善于把握字的松紧，因此形成了中宫收缩而四周放射的特殊形式感，人们也称其为辐射式书体。在布局上，《跋文》常从欹侧中求平衡，于倾斜中见稳定，因此变化无穷，曲尽其妙。从局部看，一行字忽左忽右，但从整体看，呼应对比，浑成一体。此跋给人以神情饱满，气势贯通的感受，决无荒率之病，达到了艺术的化境，所以他在最后不无得意地说：“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
《李白忆旧游诗卷》：草书墨迹。洋洋洒洒五十二行，三百四十余字。据明代书画家沈周考定此卷为黄庭坚在绍圣年间（1094－1098年）被贬黔中后所书，是他晚年的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此诗书法，深得张旭，怀素草书飞动洒脱的神韵，而又具有自己的风格。用笔紧峭，瘦劲奇崛，气势雄健，结体变化多端，为黄庭坚草书之代表作。
《蜀素帖》：米芾作。是米芾三十八岁时（1088年），在蜀素上所书的各体诗八首。“蜀素”是四川造的丝绸织物，上织有乌丝栏，制作讲究。此卷相传为邵氏所藏，欲请名家留下墨宝，以遗子孙，可是传了祖孙三代，竟无人敢写。因为丝绸织品的纹罗粗糙，滞涩难写，故非功力深厚者不敢问津。而米南宫见了却“当仁不让”，一挥到底，写得随意自如，清劲飞动，真似如鱼得水一般。另外，由于丝绸织品不易受墨而出现了较多的枯笔，使通篇墨色有浓有淡，如渴骥奔泉，更觉精彩动人。米芾用笔如画竹，喜“八面出锋”。此帖用笔多变，正侧藏露，长短粗细，体态万千，充分体现了他“刷字”的独特风格。结字也俯仰斜正，变化极大，并以欹侧为主，表现了动态的美感。董其昌在《蜀素帖》后跋曰：“此卷如狮子搏象，以全力赴之，当为生平合作”。
《紫金砚帖》：米芾作。行书。此帖书法飘逸灵动，看似漫不经意，而更得浑然天成之神韵，有“无心插柳柳成荫”之趣。这是米芾书法功力至深的成果。
《论书帖》：米芾草书墨迹。米芾的草书虽不如他的行书那样气势开张，但也不同凡响。这与他的为人学识有重要的联系。此幅草书，基本上是取法晋人，字里行间流露出米芾书法颠放舒展的独特风格，从这幅草书中，我们可以看出米芾在学习古人书法方面所下的功夫。
《多景楼诗册》：米芾书。极为豪放，笔力雄伟，神采奕奕。诚如宋赵秉文所盛赞的：“此册最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卧涧壑，截然如快剑之斩蛟龙，奋然如龙蛇之起陆，矫然如雕鹗之盘空，乌获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壮也，养由基之贯七札，不足以比其沉着痛快也。”见此册，可以使人想象出米芾当时挥毫时“神游八极，眼空四海”的惊人气魄。
《珊瑚帖》：行书。为其晚年所书。据帖后施光远跋，此帖为米书中铭心绝品。
《研山铭帖》：纸本，行书，是米芾真迹精品中的代表作。米芾的行书成就最高。此帖下笔倜傥纵横，跌宕多姿，不受前人成法的制约，抒发性情天趣，在他的大字墨迹中，应推为上品。
《向太后挽词》：小字行楷。纸本。是其五十一岁时所书。其结字介于行楷之间，笔法精炼，正如前人所说：“研笔如铁，而秀媚之气奕奕行间，风华类得大令（王献之）之神，是南宫得意笔。”米芾这样精致的小楷是极为少见的。
《寒光帖》：淡黄纸本。行草书。是其四十一岁以前书写的。明董其昌在此帖的跋记中写道：“老米此尺牍似为蔡天启作，笔墨字形之妙，尽见于此”。此帖书法与一般常见的米字略有不同，其行笔时提处细若丝发，圆润遒劲，按处中锋直下，沉着不滞；结字因势生形，行间丝带连绵不断，熟而不俗，险而不怪，欹正相生，出乎自然。
《三帖卷》：米芾作。《三帖卷》计《叔晦帖》、《李太师帖》、《张季明帖》，均纸本，行书。《三帖》合装一卷，为米芾行书中的精品。项元汴认为米芾此帖书风于王羲之相近。米芾的书法的确得力二王最多。但与二王父子书法又有不同，王羲之法度紧敛古质蕴藉内含；而王献之的笔致则是散朗妍妙，俊逸姿媚。米芾的天资个性于王献之较为相近，所以，米芾的结体，用笔中多可以见王献之的风骨。
《草书团扇》：是宋徽宗赵佶书法作品的精品，也是他书法的代表作。他的草书精意娴熟，用笔多起以侧锋，险侧跌宕而不失于露，奇趣横生而终有法度；线条极具变化之能事。由于他精于绘画，故于章法的疏密配置，构图安排，皆能不精意处见精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他的草书成就，不在瘦金书以下。牡丹诗册赵佶作。瘦金体书写的行楷。纵有行而横无列，疏密大小，相映成趣。宋徽宗把楷书写成这一面目，对瘦硬的极端作了尝试，是有益的。不过由于走到了极端，后人若仅取形似，不求变化，则难有新的突破。
代表书法家
李建中（945－1013）：字得中，号岩夫民伯。原籍京兆（今陕西西安），随其父迁居四川。官至工部郎中，恬于进取，曾三次请求做西京留司御史台，人称“李西台”。草、隶（楷书）、篆、籀、八分皆工，真行尤精。
郭忠恕（？－977）：字恕先，又字国贵，洛阳人。书画家。文学家。画工山水，尤擅界画。书工篆籀，楷法尤精。
徐铉（916－991）：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五代宋初文学家。早年仕于南唐，官至吏部尚书。后随李煜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淳化二年（991）被贬谪为静难行军司马，不久就死在贬所。他擅长李斯小篆，也工于隶书。他与其弟徐锴是当时最杰出的篆书书法家，被称为“二徐”，他们考订了《说文解字》。此外，北宋淳化五年（994）重刻秦代《峄山刻石》，即根据徐铉的摹本。徐铉所书的篆书，映日视之，笔画中心有缕浓墨，因其笔锋直下不倒侧，故笔锋常在画中，故人也称其如“屋漏痕”、“锥画沙”。黑龙江省博物馆藏有他的《篆书千字文残卷》（宋摹本）。
林逋（976－1028）：字君复，谥和靖先生，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恬淡好古。善行书，字方正气清，无尘俗之气；结体峭劲，然有韵态。
杜衍：字世昌，谥正献，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曾为御史中丞、枢密使。书法端劲如其人，亦为世楷模，人人皆宝而藏之。晚年习草，清闲妙丽，得晋人风气。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自号沧浪翁。诗人，梓州铜山（今四川省中江南）人，杜衍之婿。善草书，每酒酣落笔，争为人所传。用笔绝妙，不涉畦径，纵而法，劲而润，古而奇。
蔡襄（1012－1067）：字君谟，兴化仙游（今属福建省）人。官至端明殿学士。《宋史·列传》称他：“襄工于手书，为当世第一，仁宗由爱之。”宋四家中，他年龄辈份，应在苏、黄、米之前。宋四家中，苏、黄、米都以行草、行楷见长，而喜欢写规规矩矩的楷书的，还是蔡襄。他的书法学习王羲之、颜真卿、柳公权，浑厚端庄，雄伟遒丽。苏东坡说：“君谟天资既高，积学至深，心手相应，变化无穷，遂为本朝第一。”蔡襄为人忠厚正直，字识渊博，他的字“端劲高古，容德兼备”。《颜真卿自书告身跋》得鲁公笔法而修于鲁公书，可为楷则。沈括说他善于“以散笔作草书，谓之散草，或曰飞草，其法皆生于飞白，自成一家。”这说明蔡襄这位稍欠改革精神的书法家还不是泥古不化的，他也在追求古趣，力创新意。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属于四川）人。他和他的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以诗文称著于世，世称“三苏”。他的书法从“二王”、颜真卿、柳公权、褚遂良、徐浩、李北海、杨凝式各家吸取营养，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努力革新。他讲自己书法时说：“作字之法，识浅见狭学不足，三者终不能尽妙，我则心目手俱得之矣。”他讲他的书法艺术创作过程时说：“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他重在写“意”，寄情于“信手”所书之点画。他在对书法艺术深刻理解的基础上用传统技法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在书法艺术创造中去丰富和发展传统技法，不是简单机械的去模古。他在执笔方法上运用异于常人的特殊方法，还注意书写工具的改革。其主要作品有：《黄州寒食诗帖》、《罗池庙碑》、《赤壁赋》、《丰乐亭记》等。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修水人。后世称他黄山谷。《宋史·文苑传》称他：“庭坚学问文章，天成性得，陈师道谓其诗得法杜甫，善行草书，楷法亦自成一家。与张耒、晁补之、秦观俱游苏轼门，天下称为四学士。”他自己说：“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气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他的行书，如《松风阁》、《苏轼寒食诗跋》，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善藏锋，注意顿挫，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学他的书法就要留心于点画用笔的“沉着痛快”和结体的舒展大度。至于他的草书，赵孟俯说：“黄太史书，得张长史圆劲飞动之意。”“如高人雅士，望之令人敬叹。”他的《花气诗》笔势苍劲，拙胜于巧，肥笔有骨，瘦笔有肉，“变态纵横，劲若飞动”。其美韵不亚于行楷书。《请上座帖》“笔势飘动隽逸”更是稀世佳作。其主要作品有：《花气熏人帖》、《黄州寒食诗卷跋》、《李白忆旧游诗卷》等。
米芾（1051－1107）：字元章，世居太原，后定居江苏镇江。徽宗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宫”，又因举止颠狂，人称“米颠”。《宋史·文苑传》说：“芾特妙于翰墨，沈著飞，得王献之笔意。”《宣和书谱》说他：“大抵书效羲之，诗追李白，篆宗史箍，隶法师宜官；自谓‘善书者只有一笔，我独有四面’，识者然之。方芾书时，其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他在继承“二王”书法传统上下过苦功，能够登堂入室。真、草、隶、篆、行都能写，而尤以行草书见长。他自称“刷字”，是指他用笔迅疾而劲健，尽兴尽势尽力，追求“刷”的韵味、气魄、力量，追求自然。他的书法作品，大至诗帖，小至尺牍、题跋都具有痛快淋漓，欹纵变幻，雄健清新的特点，快刀利剑的气势。其主要作品有：《蜀素帖》、《紫金砚帖》、《论书帖》、《多景楼诗册帖》、《珊瑚帖》、《研山铭帖》、《三帖卷》、《向太后挽词》、《寒光帖》等。
薛绍彭：北宋末期人，字道祖，号翠微居士，长安人。家藏法书、名画甚多。工正行书，笔致清润遒丽，具晋唐人法度。与米芾齐名，人称“米薛”。
朱熹（1130－1200）：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紫阳，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沉着典雅，笔精墨妙。有晋人风，法近钟繇，亦复有分隶意。
张即之（1186－1263）：字温夫，号樗寮，历阳（今安徽和县）人，书学米芾，而参用欧、褚体势笔法，特善大书，匾额字如作小楷，不烦布置而清劲绝人。
党怀英（1134－1211）：字世杰，号竹溪，金文学家，原籍冯翊（今陕西大荔），后为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工篆籀，笔力精绝，自成一家。隶书自篆籀中来，所书《孔宙碑》，字画在《华山碑》上。
赵佶（1082－1135）：他政治上昏庸，生活上荒唐，艺术上聪颖。北宋王朝因他而亡，但在艺术上他是个天份极高的书画家，也是艺术活动的组织者和倡导者。他广泛收集民间文物，特别是金石书画，命文臣编辑《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等。他的书法，早年学薛稷、黄庭坚，参以褚遂良诸家，出以挺瘦秀润，融会贯通，变化二薛（薛稷，薛曜），形成自己的风格，号“瘦金体”。其特点是瘦直挺拔，横画收笔带钩，竖划收笔带点，撇如匕首，捺如切刀，竖钩细长；有些联笔字象游丝行空，已近行书。其用笔源于褚、薛，写得更瘦劲；结体笔势取黄庭坚大字楷书，舒展劲挺。其代表作品有：《千字文》、《草书团扇》、《牡丹诗册》等。
书法史 - 九、元代书法
宗唐宗晋
自公元一二七九年元世祖忽必烈灭南宋，统一全国，至元顺帝北走塞外，凡十一帝，历九十余年，是为元代。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文宗天历初建奎章阁，专掌秘玩古物。元文宗常幸奎章阁欣赏法书名画，书法一度出现兴盛局面。赵孟頫、鲜于枢等名家，是这一时期书法的代表。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但元代书坛纯是继承晋唐，没有自己的时代风格，稍后于赵孟頫的康里夔夔还有些变化，奇崛独出于元代书坛。纵观元代书法，其成就大者还在真行草书方面。至于篆隶，虽有几位名家，但并不怎么出色。这种以真、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发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变。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无成得多。主要代表书家有：赵孟頫、康里夔夔、鲜于枢、耶律楚材。
赵孟頫书法主要作品
《汲黯传》：赵孟頫作。小楷。他自称《汲黯传》得唐人遗风笔意，而清代冯源深评云“此书方峻，虽据欧体，其用笔之快利秀逸，仍从《画赞》、《乐毅》诸书得来。”倪瓒也说：“子昂小楷，结体妍丽，用笔遒劲，真无愧隋唐间人。”（引自《书林藻鉴》），用笔不下于智永、虞世南，得称一世之冠。
《洛神赋》：赵孟頫作。行书。纸本。是赵氏四十七岁时所书。其书法运笔和间架出自王羲之，书风清新妙丽，兼得《兰亭》、《圣教》两序的法度。元人倪瓒称此卷“圆活遒媚”，并推赵为元朝第一书人。原作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福神观记》：赵孟頫作。楷书。纸本，乌丝方格。全称《杭州福神观记》。是赵孟頫在元延佑七年（公元1320年），六十七岁时所书。其书法结体宽博深稳，运笔酣畅圆润，与《胆巴碑》、《仇公墓碑铭》相类。是赵书的代表作之一。
《兰亭帖十三跋》：赵孟頫作。行书。纸本。元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秋，赵孟頫由湖州乘船去北京，时至吴兴南浔镇，独孤和尚送给他一卷五字已损本的《定武兰亭》拓本，喜之不尽，途次舟中不断展阅此卷，多有书学心得体会，皆跋记于卷尾，计十三段，并自临《兰亭》一过。这就是所谓的《兰亭十三跋》。后此件遭火毁，但有烧残本传世，已流入日本。赵孟頫此件是以自家笔法临《兰亭》，临得形神毕肖，生动自然，如见《定武》本的原迹，堪称赵书中的精品。
《草书尺牍》：康里夔夔作。草书。该信札极为精彩，虽草草不工，却笔笔合于法度。疏密欹正，随性所至。写到最后因语长而纸短，越写越密，甚至字里行间时有添加补写，但并不觉得充塞拥挤，相反因字与行间能揖迎避让而显得通灵透气，密而不闷。
《唐诗草书卷》：鲜于枢作。草书。笔法纵肆，欹态横发。他自己说过，写草书要把笔离纸三寸，取其指实掌平虚腕法圆转，写出的字则飘逸飞纵，体态自能绝出，观其草书，确有悬腕回锋之妙。
《临神仙起居帖》：鲜于枢作。草书。这是他临写的杨凝式《神仙起居帖》手迹，一方面我们可以对照原帖去发现鲜于枢在临帖时如何达到形神兼备的；另一方面，我们也能体会到只有博临众帖才有可能独立门户的道理。
主要书法家
赵孟頫（1254－1322）：字子昂，号雪松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湖州（浙江吴兴）人。宋太祖子秦王德芳的后裔。入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封魏国公，谥文敏。著有《松雪斋集》。赵孟頫是元代初期很有影响的书法家。《元史》本传讲：“孟頫篆籀分隶真行草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赞誉很高。据明人宋濂讲，赵氏书法早岁学“妙悟八法，留神古雅”的思陵（即宋高宗赵构）书，中年学“钟繇及羲献诸家”，晚年师法李北海。此外，他还临抚过元魏的定鼎碑及唐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集前代诸家之大成。诚如文嘉所说：“魏公于古人书法之佳者，无不仿学”。所以，赵氏能在书法上获得如此成就，是和他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分不开的。其代表作品有：仇锷墓碑铭、汲黯传、福神观记、胆巴碑、兰亭帖十三跋、雪晴云散帖、洛神赋、妙严寺记等。
康里夔夔（1295－1345）：字子山，号正斋，恕叟，又号蓬恕叟，蒙古族人。《元史》本传称他：“善真行草书，识者谓得晋人笔意，单牍片纸人争宝之，不翅金玉。”他的正书师法虞世南，行草书由怀素上追钟繇、王羲之，并吸取了米芾的奔放，在当时趋赵孟俯妩媚书风的情况下，能创自己的艺术道路。明代解缙说：“子山书如雄剑倚天，长虹驾海。”康里夔夔作为一个少数民族的杰出书法家特立于书坛，留下的墨迹不多，有行草书《唐元缜行宫诗》，转折圆劲。其《渔夫辞册》、《草书述笔法》确有唐晋风度。所写的李白《古风第十九首》诗，字体秀逸奔放，深得章草和狂草的笔法。
鲜于枢（1254－1322）：字伯机，号困学山民，寄直老人，渔阳（今北京蓟县）人，官太常博士，赵孟頫对他的书法十分推崇，曾说：“余与伯机同学草书，伯机过余远甚，极力追之而不能及，伯机已矣，世乃称仆能书，所谓无佛出称尊尔。”二人书法当时并称“二妙”。他的功力很扎实，悬腕作字，笔力遒健，同时代的袁褒说：“困学老人善回腕，故其书圆劲，或者议其多用唐法，然与伯机相识凡十五，六年间，见其书日异，胜人间俗书也。”（《书林藻鉴》）而书法家陈绎曾也说：“今代惟鲜于郎中善悬腕书，余问之，嗔目伸臂曰：胆！胆！胆！”可见他敢于创新的精神。他的楷书有《李愿归盘谷序》，现藏上海博物馆，笔法古朴，结体谨严，气魄恢宏。行草有所写自作诗《大字诗赞》和《唐诗草书卷》，笔法纵肆，欹态横发。其代表作品有：唐诗草书卷、临神仙起居帖。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人称邵庵先生，谥文靖，名学者。祖籍仁寿（今属四川），后迁崇仁（今属江西）。诗文在当时号为大家。书法，真行草篆奕奕高流，皆有法度。古隶为当代第一。
张雨（1277－1348）：字伯雨，一字天雨，号居贞子，自称句曲外史，钱塘人。诗人，妙于书。先学赵孟頫，后入陶弘景，间学怀素，字画清新流丽，有晋唐人风。
书法史 - 十、明代书法
由宋元上追晋唐
明代自朱元璋崛起草莽。推翻元朝统治，统一全国，至李自成攻克北京朱由检自缢煤山，历二百七十七年。在这近三个世纪中，朝廷诸皇帝都很喜欢书法。明成祖定都北京以后，即着手文治，诏求四方善书之士，充实宫廷，缮写诏令文书等。明代帝王如仁宗，宣宗也极爱书法，尤其喜摹“兰亭”，神宗自幼工书，不离王献之的《鸭头丸帖》，虞世南临写的《乐毅传》和米芾的《文赋》。所以，朝野士大夫重视帖学，皆喜欢姿态雅丽的楷书，行书，几乎完全继承了赵孟俯的格调。明代象宋代一样也是帖学大盛的一代。法帖传刻十分活跃。其中著名的有常姓翻刻《淳化阁帖》于泉州的《泉州帖》；董其昌刻的《戏鸿堂帖》；文征明刻的《停云馆帖》；华东沙刻《真赏斋帖》；陈眉公刻苏东坡书为《晚香堂帖》等。其中《真赏斋帖》可谓明代法帖的代表。《停云馆帖》收有从晋至明历代名家的墨宝，可谓从帖之大成。由于士大夫清玩风气和帖学的盛行，影响书法创作，所以，整个明代书体以行楷居多，未能上溯秦汉北朝，篆、隶、八分及魏体作品几乎绝迹，而楷书皆以纤巧秀丽为美。至永乐、正统年间，杨士奇、杨荣和杨溥先后入直翰林院和文渊阁，写了大量的制诰碑版，以姿媚匀整为工，号称“博大昌明之体”，即“台阁体”。士子为求干禄也竞相摹习，横平竖直十分拘谨，缺乏生气，使书法失去了艺术情趣和个人风格。明代近三百年间，虽然也出现了一些有造诣的大家，但纵观整朝没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所以，近代丁文隽在《书法精论》中总结说：“有明一代，操觚谈艺者，率皆剽窃摹拟，无何创制。”其代表书家有：董其昌、文征明、祝允明、唐伯虎、王宠、张瑞图、宋克。
主要作品
《白居易琵琶行》：董其昌书。他的草书很少，且不甚好。此卷前人曾说是“笔势纵横，神气飘逸，出入张，素之间。”他自己说“白太傅（白居易）琵琶行，恨不逢张伯高之，余以醉素笔意仿佛当时清狂之状，白相似不？”现在看来，此卷虽系学张、素，实则姿态秀逸，笔力不足，仍是他自己的本色。
《草书宋词卷》：董其昌作。草书。该作品极富清远散淡的情致。用笔清疏，流畅，意境深远，似信手写来，实则笔法严谨，一丝不苟，孕神采于笔墨之中，使行笔具在法度之内，而无雕琢的痕迹。
《烟江叠嶂图跋》：董其昌作。草书。以淡墨入书，浓淡兼施，加上流畅的行笔，空灵的行款，那种淡雅幽静的书法，的确将人们带入一个超越尘世的意境中去。
《草书七绝》：草书，纸书，高109.6厘米，宽30.6厘米。诗为：玉泉千尺泻湾漪，天镜分明不掩疵。老去常思泉畔坐，莫教尘土上须眉。这是文征明的大草作品，现藏苏州博物馆。
《 奉天殿早朝诗》：文征明行书。笔法苍劲有力，结体张弛有致，整幅作品上下呼应，左右映带，血脉相通，气贯神溢。
《大行书七言诗轴》：文征明行书。结体开展奔放，有黄庭坚的神韵，清人梁献说文征明“晚年作大字宗黄，苍秀摆宕，骨韵兼擅”，此书即可为证。
《 唐寅落花诗》：祝允明作。草书。纸本，纵21.2厘米，横248.3厘米，每字有一寸见方。此卷潇洒飘逸，神韵洋溢。有不少章草的笔法。用笔浑厚，含筋骨于笔画之内。是祝允明草书中含蓄一路的代表作，现藏于上海博物馆。
《前后赤壁赋》：狂草书。纸本，现藏上海博物馆，内容是宋代苏轼的两篇散文。据考证，此卷为祝允明晚年杰作，千古绝唱之文，经生华之笔，构成变化万状的“画图”，堪称“双绝”精品。此卷下笔变化丰富，行笔沉着痛快，信手而作，随意而行。正如王世贞在《艺苑卮言》里所说，祝允明草书“变化出入，不可端倪，风骨烂漫，天真纵逸”。结体上也大小相间，修长合度，引领管带，疏密成趣。纵观全卷，神采似行云流水，飞动自然，形迹如行立坐卧，意态朴素。
《行书七律诗轴》：唐寅行书。纸本，高146.5厘米，宽36.2厘米，共四行，释文是：“龙头独对五千文，鼠迹今眠半榻尘。万点落花都是恨，满杯明月即忘贫。香灯不起维摩病，樱笋消除谷雨春。镜里自看成大笑，一番傀儡下场人。漫兴一律，晋昌唐寅书。”唐寅书法为画名所掩，主要学赵孟頫，此幅更见受李北海影响，俊逸挺秀，妩媚多姿，行笔圆熟而洒脱，唯笔力稍弱，钩挑牵丝绵软，结构亦略趋松散。故王世贞评曰：“伯虎入吴兴堂庑，差薄弱耳。”（《州山人稿》）
《滕王阁序》：王宠小楷。疏朗空灵，皆不与时人同。极为疏淡恬静圆润虚灵，有晋人遗意。
皇象《急就章》《送友生游茅山诗》：王宠草书。疏朗萧散，俯仰多姿，饶有情趣，不失为高格调的佳作。
《后赤壁赋》：张瑞图行草。该作能把横直笔画密集在一起，纵横牵掣，大折大翻，给人以极少使用圆转用笔的印象。在章法上，他依靠点画的疏密来体现字的节奏感，由于翻折的运用，横画得以突出，加上其行距拉开，形成字紧行疏的特殊行款，黑白对比十分鲜明，与王宠、董其昌的清疏典雅风格不同，大有咄咄逼人之势。
《唐宋诗卷》：今草。是宋克三十四岁的早期作品，杂有章草的笔意，锋芒毕露而精神外耀，然而也因此遭来“波险太过，筋距溢出，遂成佻卞”之议。不过从每个书法家都应该追求自己的个性这一角度出发，这些贬词恰恰说明宋克的草书具有了强烈的时代感，而所非之处也正是宋克学古能化的明证。
《急就章》：草书。是宋克四十岁时临皇象的得意之作，但与皇象的《急就章》又“貌合神离”，给人活泼清新热情奔放的感觉，笔画粗细变化强烈，较之赵孟頫写的《急就章》更为生动精彩，富于感染力。
主要书法家
宋璲：字仲珩，文学家宋濂的次子，浦江（今属浙江）人。精篆、隶、真、草书。草书出入变化，不主故常，一日千里，超涧度险，不动气力。大小二篆，纯熟姿媚，小篆之工为明代第一。
沈度：字民则，号自乐，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善篆隶真行，婉丽飘逸，雍容矩度，八分浑然有汉意。与弟粲号为“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二沈”。
张弼：字汝弼，晚号东海翁，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曾出守安南（今越南）。工草书，每酒酣兴发，顷刻数十纸，疾如风雨，矫若龙蛇，敧如坠石，瘦如枯藤。世以为张颠复出。
董其昌：善于鉴赏，品题书画虽片语只字，也被收藏家视为珍宝。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也说：“书家神品董华亭，楮墨空元透性灵。除却平原俱避席，同时何必说张邢。”其代表作品有：白居易琵琶行、草书宋词卷、烟江叠嶂图跋、临怀素自叙帖、草书诗册等。
文征明（1470－1559）：原名壁，字征明。四十二岁起以字行，更字征仲。因先世衡山人，故号衡山居士，世称“文衡山”，曾官翰林待诏，长州（今江苏苏州）人。生于明宣宗成化六年，卒于明世宗嘉靖三十八年，年九十岁。擅长诗文书画，诗宗白居易、苏轼七年，文受业于吴宽，学书于李应祯，学画于沈周。在诗文上，与祝允明、唐寅、徐真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在绘画上，师法沈周，典雅秀丽，与沈周、唐卯、仇英合称“吴门四家”。在书法上，早年受其父知友吴宽的影响写苏体，后受他岳父李应祯的影响，学宋元的笔法较多。小楷师法晋唐，力趋健劲。明谢在杭《五杂俎·卷七》称赞文征明小楷：“无真正楷书，即钟、王所传《荐季直表》、《乐毅论》皆带行笔。洎唐《九成宫》、《多宝塔》等碑，始字画谨严，而偏肥偏瘦之病，犹然不免。至本朝文征仲先生始极意结构，疏密匀称，位置适宜。如八面观音，色相具足。于书苑中亦盖代之一人也。”他的大字有黄庭坚笔意，苍秀摆宕，骨韵兼擅。与祝允明、王宠并重当时。其代表作品有：《草书七绝》、《奉天殿早朝诗》、《大行书七绝诗轴》、《行草七言诗轴》等。
祝允明（1460－1526年）：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幼就聪慧过人，五岁时能写一尺见方的大字，九岁会作诗，以后博览群书，诗文有奇气。他的楷书早年精谨，师法赵孟頫、褚遂良，并从欧、虞而直追“二王”，其书《出师表》谨严浑朴。晚年，临写《黄庭经》不注重点画的形似，而结构疏密，转运遒逸，神韵益足。嘉靖末的书法家王樨登说：“古今临《黄庭经》者，不下十数家，然皆泥于点画形似钩环戈磔之间而已，......枝山公独能于矩绳约度中而具豪纵奔逸意气。”他的草书师法李邕、黄庭坚、米芾，功力深厚，晚年尤重变化，风骨烂熳。得意之作是《太湖诗卷》、《箜篌引》和《赤壁赋》，流利洒脱，奔放不羁。《名山藏》说：“允明书出入晋魏，晚益奇纵，为国朝第一。”其代表作品有：《唐寅落花诗》和《前、后赤壁赋》等。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谥文成，余姚（今属浙江）人。哲学家、教育家，曾于故乡阳明洞讲学，世称“阳明先生”。曾封新建伯，亦称“新建先生”。善行书，得右军骨，清劲绝伦。其书，法度不尽师古，而遒迈冲逸，韵气超然尘表。
唐寅（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桃花庵主等。吴县（今江苏苏州）人。29时，乡试第一，故有“南京解元”之称。进京会试时，因牵涉科场舞弊案而被革黜下狱，经吴宽保举出狱，妻子改嫁，精神上连受打击。后游历名山大川，专事书画诗文创作，并以此为生。作品中常流露遭受打击后的忧郁之情和消极出世的思想。他以绘画最为擅长，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与沈周、文征明、仇英并称明代四大家，又称“吴门四家”。著有《六如居士集》。
王宠（1494－1533）：字履仁，后字履吉，号雅宜子、雅宜山人。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王宠博学多才，工篆刻，善山水，他的诗文在当时声誉很高，而尤以书名噪一时，为明代中叶著名的书法家。他的楷书初学虞世南、智永，行书师法王献之，到了晚年形成了自己风格，以拙取巧，婉丽遒逸，他是继文征明之后的著名书家。所写诗格调亦清隽可喜，山水画与唐寅齐名，当时称为“三绝”。
陆深（1477－1545）：文学家，初名荣，字子渊，号俨山，谥文俗。上海人。书法仿李邕、赵孟頫，真草行书皆铁画银钩，遒劲有法。
徐渭（1521－1593）：书画家、文学家。字文长，号天地山人、青藤道士、田水月，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行草书精伟奇傑，曾自言：“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识者许之。其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
丰道生：字存礼，初名坊，字人叔，一字人翁，别号南思外史。鄞（今浙江宁波）人。性介僻，滑稽玩世，后贫病而死。书学极博，五体并能，自魏晋以及明，无不兼通。家藏古碑帖甚富，临摹乱真，人不可辨。
邢同（1551－1612）：字子愿，山东临邑人。书法钟王虞褚，深得右军神体，极为海内所珍。蝇头小楷，遒媚生动；擘窠大书，雄强奇绝。
张瑞图（？－1644）：字长公，号二水，福建晋江人，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进士，官至大学士，善画山水，草书气魄宏大，笔势雄伟。清代秦祖永说：“瑞图书法奇逸，钟王之外，另辟蹊径。”（《桐阴论画》）《评书帖》云：“张瑞图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瑞图行书初学孙过庭《书谱》，后学东坡草书《醉翁亭》，明季书学竞尚柔媚，王（铎）、张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 其代表作品是：《后赤壁赋》。
宋克（1327－1387）：字仲温，长洲（今江苏吴县）人，自号南宫生，洪武初年任凤翔府同知，博涉书史，喜欢走马击剑。《明史·文苑传》称他“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杨慎评他的真、行书在明代应数第一。宋克直承赵孟頫，他所写的《李白行路难诗》笔墨精妙，风度翩翩。楷书有钟、王法度，但是过于流丽圆熟，当时就有人说：“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詹氏小辨》）其主要作品有：《唐宋诗稿》、《急就章》。
书法史 - 十一、清代书法
遥相呼应的中兴期
清代（1644－1911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尽管在这个王朝的中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的局面，可是那短暂的光景简直就是封建社会历两千余岁后的回光返照了。遥想起大唐盛世的灿烂阳光，清代的政治、经济自是无法相提并论。可是在文艺上，清代自有其绚目迷人处。这时是书法发展史上的又一个中兴期，上与大唐时代遥相呼应。清代的书法发展，按时间大致可分三段。早期（约顺治、康熙、雍正时）是明季书风的延续，属帖学期；中期（约乾隆、嘉庆、道光时），帖学由盛转衰，碑学逐渐兴起；晚期（约咸丰、同治、光绪、宣统时），是碑学的中兴期。
主要书法家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嵩渔等，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书画家。曾经官至明朝的礼部尚书，后来却投靠清廷，人品遂为人不齿。但王铎在书法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在行草书。尺幅都比较大，起笔时喜欢用浓墨，线条雄健有力，章法奔放恣肆而又安排奇巧。我们很难想象一件奔腾壮阔、酣畅淋漓的草书作品可以由冷静的理性来控制，然而王铎就是这样。同明人徐渭、祝枝山的草书相比，我们就能发现，王铎的过人之处在于纵而能敛。而且，更重要的是，王铎对章法、结构的处理表现出了他第一流的艺术自觉意识，他将元明以来以平正为主流的章法、结构模式加以改变，代之以欹侧。
傅山（1607－1684）：原名鼎臣，初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别字公它，山西阳曲（一说太原）人。明清之际思想家。明亡后，衣朱衣，居土穴，号朱衣道人，又有真山、浊翁、石道人等名。工诗文、金石、书画，其书，大小篆隶以下无不精，法魏晋得二王神理。他的草书以气势胜，恢宏壮美，宕逸浑脱。在清初，与王铎齐名。
郑簠（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善隶书，学汉碑三十年，专精《曹全》、《史晨》，间参草法，其书朴而能古，拙中见奇，沉着兼飞舞。
姜宸英（1628－1699）：文学家，字西溟，号湛圆。浙江慈溪人，少时学米芾、董其昌，后学魏晋人书，书法钟王，入神品。年七十则专攻小楷，名重一代。
汪士鋐（1658－1723）：字文升，号退谷，又号秋泉，长洲（今江苏苏州）人。与兄份、钧，弟倓俱有文名，时称“吴中四汪”。书法与姜宸英并称“姜汪”。初学颜真卿，变而学赵孟頫，再变学褚遂良，晚年尚隶书，其书瘦劲疏朗。
张照：字得天，号天瓶居士，谥文敏，华亭（今上海市松江县）人。康熙时进士，通法律，精音乐，尤工书法。初学董其昌，后从欧阳询入手，继出入颜真卿、米芾，上追张旭、怀素，天骨开张，气魄浑厚。
郑夑（1693－1766）：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文学家、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少工楷书，晚杂篆隶，间以画法，别具风格。自称“六分半书”。
刘墉（1723－1815）：字崇如，号石庵，山东诸城人。初学董其昌、赵孟頫，后宗苏轼、颜真卿，继而取法魏晋，笔意古劲，中年后自成一家。为清代能集帖学之大成者。
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晚号石翁、新吾长，钱塘（今浙江杭州）人。能诗，书法名播海外。初学颜、柳，中年用米法，亦宗赵孟頫、董其昌，笔力纵横，如天马行空。
王文治（1730－1802）：文学家，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书法秀逸天成，风流倜傥，用笔出自赵孟頫、董其昌，老年专学张即之。
姚鼐（1732－1815）：桐城派主要散文家，字姬传，亦字梦毂，室名“惜抱轩”，人称“惜抱先生”。浙江嘉善人，性格恬淡不慕荣利，书法专精王献之，宕逸不空怯，净洁而恣肆。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晚号苏斋，宛平（今属北京市）人。碑帖鉴赏家。书法初学颜真卿，继学欧阳询、虞世南，以浑厚胜人，谨守法度。与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朱谷，山东曲阜人。文字训诂学家。隶书醇古朴茂，堪可媲美汉分。
钱沣（1740－1795）：书画家，字东注，号南园，云南昆明人。楷法颜真卿，得入堂奥。晚年参以欧阳询、褚遂良笔意，为人清严可畏，正直不阿，海内钦仰。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又号笈游道人，安徽怀宁人。工各体书，尤以篆书造诣最深，影响最大，声誉最高。其篆书，始发于刻印，初学汉碑篆额，后以二李（李斯、李阳冰）为宗，上追史籀，稍参隶意，沉雄朴厚，纵横捭阖。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福建宁化人。书法出入秦汉，尤工分隶，与桂馥齐名，挺秀古媚，瘦劲独绝。行楷源于王羲之、颜真卿，能兼收博取，自抒新意。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晚号蝯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其书上溯周秦两汉，于北碑亦无所不习，于《张迁》、《礼器》用功最深。精研《张玄墓志铭》，后学颜真卿，晚年亦摹欧阳询，其书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别具风格。
张裕钊（1823－1894）：散文家，字廉卿，湖北武昌人。书法劲洁清拔，点画转折皆绝痕迹，化北碑为自用。饱墨沉光，精气内敛，自成一家。
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江苏常熟人。人品端正，学颜真卿故能老苍之至，虽无意求工，而超逸更甚。时采北碑之华，遂自成一家之法。
李瑞清：字梅盦，晚自号清道人，江西临川人。少习北碑，后工大篆，探笔法于钟鼎之中，能以隶法书古人荒寒之境，神明内运，遂成绝诣，为一时学大篆、学北碑者所宗。
八大山人朱耷（1626－1705）：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宁王朱权的后裔，江西南昌人。他的经历很奇特，先做和尚，后做道人。他早期的书法学董其昌，秀逸潇洒，晚年用笔圆劲，书写速度较慢，掺入了禅家的虚静境界和超脱精神，于沉雄浑沦中寓郁勃傲然之气。他的书法尤其寄寓了对故国的怀念和对新王朝的郁愤。
此外，清代中期的书家还有“扬州八怪”金农（1687－1763）、李鱓（1686－1762）、高凤翰（1683－1748）、汪士慎（1686－1762）、黄慎（1687－1768年后）等人，其中，金农的隶书结体宽扁，用笔老辣，古拙之气溢于纸上。他的“漆书”更是雄绝一时。高凤翰晚年用左手写字，别有趣味。黄慎的草书用笔率意粗犷，点多线少，是明末肆意书风的一种发展。
赵之谦（1829－1884）：晚清杰出的艺术家。篆隶书从邓石如出，刚健婀娜。楷行书初学颜真卿，后专攻北碑，熔碑帖于一炉。不足处在于太过圆熟，境界不如吴昌硕。
吴昌硕（1844－1927）：晚清艺术大家。篆书尤肆力于《石鼓文》，行草陶铸碑帖。书风恣肆烂漫，朴茂雄健。碑学一派至吴昌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高度，赞者以为吴代表了古典书法的终结和近代书法的开端。
康有为（1858－1927）：中国近代史上如雷贯耳的人物。着有《广艺舟双楫》，成为晚清碑学理论的总结。所论将帖学一系全盘否定，有失偏激，然而对当时积弱的帖学，不无棒喝之功。康有为醉心于摩崖书风，写字时不计工拙，以意导笔。作品雄强恣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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