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文化自觉之路可谓曲折而漫长。近代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知识分子为文化自觉苦苦探求。然而，我们不无遗憾地看到，时至今日，文化不自觉的现象在现实中仍大量存在，并成为严重影响我国现代化顺利进行的重要因素，学界也不时传来对文化不自觉的批评之声和要求国人提高文化自觉意识的呼声。同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中华民族整体的文化自觉意识在不断提高，这首先体现在作为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自觉已达到了应有的高度，她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一、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理性选择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具有悠久的传统。中国传统文化曾有过自己的辉煌，它对人类历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1840年，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前，古老中国终于未能守住紧闭的大门。对绝大多数国民和统治者来说，中央大国的文化优越感在坚船利炮的轰击下，被扭曲成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对西方文化义和团式的全面拒斥的文化心态。而对少数先进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思考更多的是贯穿在整个中国近现代的中心问题，即毛泽东曾精辟地提出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关于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争论，表现在政治思想和文化领域里，就是古今中西的争论。五四以前，学习西方，效法西方的文化发展道路模式是中国思想界对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主流。五四时期，特别是十月革命以后，这种西方道路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古今中西争论的内容，增加了是坚持中国封建传统，或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走十月革命道路？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和优秀传统相结合，还是脱离中国国情，照抄照搬，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等重大问题的争论。在争论中，不同的思想派别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提出了不同的设计和方案。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自觉的里程碑。五四时期，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为首的知识分子，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当时，西方先进文化是他们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武器和价值尺度，向西方学习仍然是他们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该说，新文化运动对东西差异之剖析、对传统之批判是切中要害的。但是，新文化运动表现出的反传统倾向，当时和后来一直受到一些传统文化中心论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责难，说新文化运动是数典忘祖，割断历史。这种责难如果不是对新文化运动的失之偏颇的评价就是故意歪曲和中伤。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一些人绝非没有一点偏激思想和偏激情绪。他们有时为了达到振聋发聩引人注意的目的，不免说话有些夸张；一些人在思想方法上也难免有矫枉过正的倾向。这在当时，从主客观两方面看都是不难理解的。即使如此，我们也应看到，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分析力，即以打倒孔家店 来说，当时人们主要是反对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封建礼教特别是反对军阀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而提倡尊孔复古的逆流，以及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愚昧迷信观念。他们并没有全盘否定传统文化。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不同思想派别的人们都在对中国文化发展道路模式进行新的反思，并作出新的选择。孙中山等革命派主张在坚持学习西方文明的前提下，寻找克服其弊病的方法。康有为、严复等人意识到中国文化发展应回到自身的特殊道路上来。但是他们认为恢复和维持封建国粹是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和方向。这样他们就从改良派和积极传播西学的先驱转变为复古主义者。胡适等人仍然坚守西化主张，并在同其他派别的互相论争诘难中，最终走向全盘西化的极端。以梁启超、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同样强调中国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特殊性，他们出于对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忧虑，竭力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反对把文化的民族差异完全归结为时代差异，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要批评地把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出来，用西洋的法子整理、综合中国文化，以求创造性转换，使中国文化世界化。他们的中国民族自救运动，实际上是一条东方精神文明＋西方物质文明的特殊发展道路。而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则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由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俄罗斯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主张中国应该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经过五四时期各种文化思潮激烈交锋的洗礼，中国思想史上自由主义西化派、新儒家的文化保守派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派三派之间相互争锋的格局基本形成。他们之间的论争共同构成这一时期波澜壮阔的文化景观。这期间所进行的东西文化论战、科玄论战以及此后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国本位文化论战等基本上都在这三大阵营之间展开。但是，应当看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三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思潮无疑处于主潮的地位，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