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学术中，经学与史学相表里。经以史明道，史辅经以垂训。所以深于经学者，必深于史学。经学发达的地区，史学亦必发达。按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说法，囊括大典，遍注群经的一代经神郑康成，也是成就最大的史学家——实际上中国古今史学研究著作中，郑玄著作的“引文律”确是最高的。稍早于郑玄的今文经学家伏无忌，汉桓帝时参与撰写《东观汉记》，并撰《伏侯古今注》，都是历史著作。

汉代以后，潍坊地区史学家也前后接踵。晋平昌安丘人伏琛《三齐记》（又名《齐地记》、《齐记》）、伏滔《青州人物论略》，为研究潍坊地方文史著作中较早的。南北朝时乐安博昌人任昉有《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宋代赵明诚、李清照的归来堂，实际上也是一个史学研究（主要是史料考证）的夫妻店。元代于钦《齐乘》，延伏琛、伏滔之绪。明代冯琦任国史馆副总裁，为经筵讲官时，与余继登编《通鉴讲义》进万历帝，“传以时政缺失”[8]，亦史体。据有关记载，现在通行的《宋史纪事本末》，为冯琦首创，陈邦瞻继成之，谷永泰《明史纪事本末序》：“通鉴纪事本末者，创自建安袁枢，而北海冯琦继之。”而袁枢是通史体，断代史体的纪事本末，始自冯琦。

清康熙年间选拔编纂《明史》的博学鸿词考试，由冯琦后人冯溥任主考官，山东唯一中选者，为诸城李澄中。乾隆四十二年，最后一次开明史馆，刘墉是总裁之一。乾隆朝刘统勋任总裁的《钦定四库全书》（其子刘墉继任总裁）、《御制评鉴阐要》、《御批历代通鉴辑览》、《钦定皇舆西域图志》等，刘墉任总裁的《钦定续通志》、《钦定皇舆西域图志》、《钦定续文献通考》、《钦定续通典》、《钦定日下旧闻考》（此书诸城窦光鼐任总纂）等，都关系史学。

中国传统史学的最后一个泰斗级人物，应该是胶州柯劭忞，自北洋政府以来通行的《二十五史》，有两种最终成于他手：《新元史》、《清史稿》。但柯氏自十二岁（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就随父母由胶州迁居“书香之城”的潍县，这里优越的文化环境，太适宜于这个喜欢黯然潜修的一代学人的成长了。据赵岐附于北海经学家之例，柯劭忞自然亦可列于潍坊史学家之林。

中国古代传统史学重视政治史和军事史，这方面潍坊先贤也流风相继，辉映简册。“天地洪荒虞帝出，千年人说诸冯村”[9]，凝结了古代潍坊先民的优秀品质的大舜，是中国古代政治人伦的最高典范。春秋后期夷维（今高密）晏弱、晏婴父子，对维持齐东方大国的地位，贡献最大。汉代公孙弘、贡禹，前秦之王猛，宋代之王曾、燕肃，元之王文统，明代之黄福、翟銮、刘珝、刘应节、冯琦、钟羽正，清代之冯溥、刘正宗、刘统勋、刘墉、窦光鼐，陈官俊皆不世出之才。特别是刘统勋、刘墉父子，乾、嘉之际先后入相，选贤任能、定疑决难，同时对满清统治者的民族压迫政策予以潜消默夺，为缔造、维持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也是最长的一个“盛世”局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京津民间有“乾隆帝，坐江山，刘罗锅子半拉天”之谣，正所谓“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当今史学研究，特别是远古的研究，仅靠翻故纸堆是不够的，必须有充分的可靠的田野考古证据。如国际史学界至今仍认为商朝以前夏朝乃至三皇五帝等都是神话传说，中国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中国史学界闭门造车，自欺欺人。除了可能有的西方的偏见，中外学术规范的差异外，就是田野考古证据不足。这次有关夏朝编年的考古工程，以河南为核心。而实际上自古以河南为统治中心的朝廷，大都是由周边入主的。关于夏之氏族，史学界有起于山东之说（王献唐、徐北文等力持此说），而以潍河流域为中心。夏之故墟遗迹，若牟、娄、斟灌、斟鄩、寒，在潍坊市境内，星罗棋布。《竹书纪年》，帝相二十六年，“寒浞使其子浇帅师灭斟灌”；二十七年，“浇伐斟鄩，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寒之部族在今寒亭，斟灌在今寿光境内，其时帝相居斟灌，为寒浇所俘，灭斟鄩后弑之。后来周封夏后杞国，其中心区域在潍坊境内；春秋末期自称少康之后的越王勾践由会稽迁都诸城东南的琅玡，可能也有寻祖的倾向。无论怎样说，关于夏代的历史，值得潍坊文史工作者利用地近易核之便，长久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