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之学（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是与经学一起发展起来的，甚至曾作为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十三经中有《尔雅》，《四库全书》列“小学”（即语言文字学）于经部。民国以后，传统经学解体，但语言文字之学，仍蔚然大国。

远古曾有仓颉造字“天雨粟，鬼神哭”的传说，这一方面说明远古时代，创造和使用文字与宗教巫术有关；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创造文字，是人类掌握自己命运，开辟文明的关键一步。而传说中黄帝史官、“始制文字”的仓颉，是寿光人。于钦《齐乘》卷二《益都水·巨洋水》：“又北径寿光县东北，《水经》云：旧有孔子问经石室，即仓颉墓也。”仓颉墓中国境内有多处，而以潍坊境内者为著，从某种意义上也说明这一代文化发祥之久远。另一个与造字有关、“一画开天”的伏羲，为莱子国之祖，其后裔伏姓，在今潍坊市境内者最多。巧合的是，现在学术界公认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是在1899年由潍县西南范家村人范椿青（字寿轩）、范潍清叔侄最早认识其价值，卖给王懿荣、王襄等人，从而揭开一代显学序幕的。比甲骨文更古老的字符——陶文，在潍坊境内也陆续有发现。

汉代经学，当秦火之后，抱残守缺，重名物训诂，不重义理发挥，其时所谓经学大师，与今天所说的“语言文字学家”，相去有间。许慎本人就是经学家，其《五经异议》与郑玄《驳五经异议》四库合为一本。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17]郑玄《周礼序》自言注经要领“就其原文字之声类，考训诂，捃秘逸”，“存古字，发疑正读”[18]。这些话既说明语言文字学对经学的重要性，同时也表现出郑玄与许慎在文字训诂方面的不同取向。当代国学大师张舜徽先生在《演释名自序》中说：“余平生考论文字训诂书之流别，以为汉代学者，本有二途：一主形训，许氏《说文解字》是也；一主声训，郑氏群经注谊是也。许氏之学，自宋清以来，自宋清以来，治之者众矣，其道大明，无用演赞。独郑氏为经师之名所掩，后世但推重其说经铿铿，而不知其长于说字。”[19](P423)当然，发扬郑玄以“声类”、“音类”说字传统的也自有其人。郑玄的弟子、北海同乡刘熙所撰《释名》，就是我国第一部以声训为主，以音求义，探寻事物命名由来的专著，被后人称为羽翼《尔雅》的《逸雅》。后来唐代释玄应等，清代戴震、钱大昕、王念孙，民国章炳麟、黄侃、丁福保，并能绍述北海师徒。

人类认识世界，通过感觉器官而诉之记忆、思维器官。感觉器官最重要的是视觉和听觉，文字学之形训重视觉，声训重听觉，二者不可偏废。而古代传经，尤其是秦汉之际，挟书之令严，经师口耳相传，字音相同相近者相假借，更是普遍现象。所以今文经学，特重声训，许慎严守古文家法，也有意纠正今文之附会，特重形训。郑玄兼综今文古文，其重声训，亦为许慎纠偏。

清代是“小学”登峰造极的时代，《说文》四大家，最受推重的是安丘王筠，胡朴安先生说:“清朝文字学诸家，能自成一书，解释《说文》全部之例，足为后学之指导者，推王筠之《说文释例》。”[20](P338)王筠能取得如此成就，与他故里的文化环境有很大关系。王筠推重郑玄之学，他于咸丰五年作《郑康成先生画像记》，不惮狡辩以郑玄为安丘人，甚至劝朝鲜退朱熹而进郑玄。《说文释例·形声》：“夫声之来也，与天地同始。未有文字以前，先有是声，依声以造字，而声即寓文字之内。故不独形声一门然也。先有日月之名，因造日月之文；先有上下之词，因造上下之文。”这段话也可以作为王筠以郑明许的证据。而其《读仪礼郑注句读刊误》又以许明郑。先秦两汉经师，青齐独盛，经传中不乏方言，王筠生当其间，又重视地方文化（其父王驭超曾辑《海岱史略》以教子），对这一地区古今方言及其演变，自然特别关注，这也是他在《说文》学方面独树一帜的一个重要因素。还有，王筠治《说文》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大量运用古文字材料说字形、解字义、解释文字形体演变及通假用字的规律，这方面潍坊及周围地区金石考证之学的繁荣，使他有近水楼台之便。如果还有一种原因，那就是当时潍坊及周围地区学者们富有合作互助精神。道光十五年（1835），王筠好友、掖县翟云升成《隶变》一书，自序中列助之成书者，潍坊学者几占其半。王筠之外，有诸城刘喜海、李璋煜，潍县谭均讚、郭熊飞、刘文典、陈官侨、陈介祺等。王筠除得益于这些良朋益友之外，还得益于其出身书香门第的夫人高氏，《说文释例》采高氏说数条。王、高说文解字，与宋代乡贤赵、李翻书赌茶，前后辉映，专业亦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