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汇海，有容乃大。一个地区的文化和经济一样，在开放、交流的机遇与挑战中，自身会充满活力，与时俱进。如果固步自封，闭目塞听。就不会有长足的发展。潍坊，是中国的一部分，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她能感受八面来风，取精用宏，她也能以自己的风采和魅力影响全国，影响世界。

远古时期，潍坊处在东夷和中夏华交接地区，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使这一地区文化充满活力且丰富多彩。从考古发掘来看，这一地区不但在中国，而且在太平洋沿岸最早显露文明曙光。近来国内外学者越来越重视海岱地区古文化与环太平洋文化的关系，认为中国东部滨海地区的古文化，是沟通中原文化与北起阿留申群岛、南到中南半岛及南洋群岛、以至太平洋彼岸美洲原始文化的桥梁[22]。

夏商周三代文化，在潍坊地区都有其后裔；对中国后世深远的齐鲁文化，同时作用于潍坊南北；春秋战国之际，南方的吴、越、楚等国的文化，曾影响潍坊东部和南部。影响中国文化最大的儒、佛、道三教，都曾在潍坊留下辉煌。诸城南部、潍县、寿光、昌邑北部，有广阔的海岸线，多海港，南通吴越闽广，北达河北辽东，东通高丽、日本，曾是北方海上贸易、对外交流的前沿；历史上越、秦、明初三次由外地向潍坊地区大规模移民，不仅在人口素质上形成“杂交优势”，在文化上也注入了新的因素；众多家族，通过婚姻、师生、联宗等关系，与省内甚至国内众多的家族文化交流，也丰富了潍坊文化的内涵；历代地方官，他们的才学器识，各有千秋，也以不同的理念影响了潍坊文化。特别是宋代，范仲淹、欧阳修、苏轼、富弼先后回翔潍坊大地，仁爱惠政，文采风流，遗泽深厚。

中西文化交流方面，潍坊也是一个重镇。西方传教士在潍坊地区的活动，在明末即开始（见安致远《青社遗闻〉）。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这里曾一度是美、英等国传播基督教、兴办教育的中心。潍坊的广文大学，曾一度有“东方哈佛”之称。广文大学最早可推溯到1862来自美国独立战争和废奴运动策源地的宾州北美长老会倪维思创办的登州文会馆，自狄考文主持文会馆后，将以传教为主的方针，改为以办学传播科学文化为主。清末比较开明的大臣袁世凯任山东巡抚，欣赏文会馆的办学办模式（他曾在登州驻军任职，那里清军修械所技师，都是文会馆培训出来的），并极力推广。中国自办最早的大学、1898年成立的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教习，主要是文会馆的师生。1901年9月14日，清光绪下谕“著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袁世凯仅用一个月的时间，便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地方大学堂——山东大学堂。之所以如此迅速，是因为无论管理人员、教习、条规、教材、仪器设备，乃至各项经费开支预算，皆直接搬运自有四十年高等教育历史的文会馆。山东大学堂当时的灵魂是任教务长的赫士及其带去的文会馆师生。官方委任的校长唐绍仪，不过具名而已。1901年11月，学部大臣张百熙将山东大学堂办学章程（实际上是文会馆章程）转饬各省，要求各省参照办理。此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内，广文大学（及其后身齐鲁大学）成了中国高等教育师资、教材、仪器设备的供应基地。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狄乐博牧师在潍县创立的格致院、文华馆、文美女校等，本来就与其堂兄狄考文博士主持的登州文会馆形同一体。而潍县锁钥青齐，是更理想的办学、传教胜地。1902年6月，北美基督教长老会和英国基督教浸礼会，在青州召开联席会议，决定共同创办基督教联合大学，将登州文会馆、和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青州创立的广德书院，合并到潍县乐道院，定名为“广文大学”。这从某种意义上使潍县成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圣地。二十世纪前期山东的教育、医疗机构，和广文大学及其前身后身没关系的，寥寥无几。以山东大学为例，除了山东大学堂、齐鲁大学、山东医科大学（原齐鲁大学医学院）外，另一渊源华东大学，也是在1948年成立于潍县乐道院。

谈论山东近代教育史，人们对教会学校丑化有余，公平不足（这种情况近来也逐渐改变）。这是由于它是西方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中国的，是对中国主权尤其是教育主权的侵犯。但教会学校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存在的，还有另一方面，它向刚刚“被动”地步入近代社会的中国展示着西方近代教育形态并传授西方近代“格致、“富强”之学。从这一意义上说，教会学校又担当着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如果曲中存直，我们不得不承认，美国传教士的活动，不以掠夺资源和领土为目的，不乏牺牲、仁爱精神。美国首先返还庚子赔款，正是由于在华传教士的强烈呼吁，在中国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他们旗帜鲜明地站在中国人们一边。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华民族最黑暗耻辱的清朝末年，他们很多人仍然看到了这个最难深重的伟大民族的潜力和闪光之点。曾任广文大学教授，后来帮助司徒雷登擘划经营燕京大学，实现其“梦想”的路斯义，退休回国后，仍热衷于“思想中国、讲解中国……为中国做些事”。其长子、在潍县渡过其幼年时代的亨利鲁斯，创办《时代(Time)》、《幸福(Fortune)》与《生活(Life)》三大杂志，垄断美国新闻界，也一直满怀热情地关注中国。其实这对父子也从中国人、中国文化中，学得了不少东西。《时代》的创刊，可能受1890年文会馆创办的山东最早的报纸《时报》（主笔为中国学生孙炳文）的影响。从文会馆到广文大学到齐鲁大学的辉煌，其实也是勤劳智慧的山东人民与西方传教士共同创造的（教会学校中，学校管理人员、教师，华人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广文大学及其前身后世，不仅对那些曾身处乐道院环境的师生有影响，对潍坊及其周围地区的近代化乃至现代化进程，影响也是巨大的。山东国共两党创始时期的领导者，潍坊地区最多（有些直接广文学校的毕业生，如同盟会中将邓天乙、上海左联党团书记张眺，中共杰出的女领导、“文革”时唯一敢于坚持为刘少奇鸣不平的陈少敏）；山东省最早的近代企业家，也以潍坊地区最多，且大都有广文背景。如曾任乐道院文化中学理化修制所技师的潍县人滕虎忱，创办华丰机器厂（济柴、潍柴等厂的前身），制造出了当时山东也是华北第一台柴油机。至于在文教医疗界出类拔萃的名人，那就更多了。再以台湾为例，现在在文学界、教育界之牛耳的高震东、李敖，都是潍县籍。这固然与潍坊地区深厚文化积淀有关，也与这一地区较早受西方先进教育理念影响，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