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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的基本涵义：
“中国画”这个词并不是自中国有绘画以来就有，最初的绘画是用“图画”一词，“人好观图画者，图上所画，古之列人也。”（东汉 王充《别通篇》），“制为图画者，要在指鉴贤愚，发明治乱。”（宋 郭思《画论—叙自古规鉴》），北宋郭若虚著的《图画见闻志》中的“图画”，都是指的绘画。“中国画”一词是明代一些欧洲的传教士和商人不断来华，他们带来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以及西方地理、数学、物理等先进知识，为了把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区别开来，把中国的绘画称之为中国画。明清时期，中国画主要掌握在文人画家的手里，文人画家大多是处在上层的文人士大夫，有一定的经济、政治地位，可以说，中国画是上层社会统治者的所有物，反映的是他们的审美趣味、思维方式、文化观、政治观，这段时期的文人画成了中国画的代名词。现代中国画因题材的拓宽，绘画工具材料的进步，思维的开放以及绘画群体的改变，中国画的界定不一，风格也多样。从狭义上来讲，我们把运用中国的传统绘画工具（笔、墨、纸、砚、颜料等）所绘出来的绘画叫中国画。
传统中国画的发展概述：
从考古资料发现，人类从旧石器时代开始，就有了美的意识，有了对颜色的发现，为了原始礼仪和记录事件的发生，他们用红色的赤铁矿石在岩石上刻下了一些图形，这些图形，可以说，是绘画的萌芽，是原始人朦胧的、无意识的审美创作活动。新石器时代的绘画艺术主要体现在彩陶的装饰纹样上，有半坡出土的内彩四鹿纹盆，三鱼纹盆，人面鱼纹盆等。这些简单的鱼鸟图形，可看作最早的花鸟画。
战国时的《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驭龙帛画》是迄今为止看到的最早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主题性绘画，这两幅画均绘在丝帛上，人物形象准确生动，均以墨线勾勒为主，仅在局部施彩。从这两幅帛画来看，中国传统绘画以线条为主要造型手段的艺术特征此时已经形成，线条的运用也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它不但能准确表现对象的外形，而且还能体现出对象的质感，墨线本身已具有了极浓的形式意味，极富装饰性。
汉代画大多绘在缣帛上，我们目前发现的有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T”形帛画与临沂金雀山9号汉墓出土的长条形西汉帛画，“T”形帛画在艺术的处理手法上具有鲜明的特色，在构图上，通过穿壁的蛟龙，把人间、地下两部分联成一体，又通过昂扬的龙首与迎候在天门的司阍，构成升天的气氛，使画面的三部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画中的人物形貌服饰皆刻画得惟妙惟肖，勾线流畅挺拔，设色庄重典雅。“长条形”帛画用“没骨”与勾勒相结合的方法绘成，反映了汉画技法的多样性。
魏晋南北朝时期专业画家出现，此时的绘画形式以长卷式为主，构图技巧有了提高，绘画风格也呈现出多样化，在表现人物面貌、精神气质上有着“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的区别。而在表现技法上则更为突出，有顾恺之、陆探微的密体，有张僧繇的疏体，有“春蚕吐丝描”，有“曹衣出水描”。存世作品有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等。
隋代历时虽不长，但绘画创作已出现向新的高峰发展的迹象，这些创作者除擅长宗教壁画外，还从事现实生活题材的创作，大多是描绘上层社会的生活，表现了比南北朝更为关注现实生活的倾向。隋代画家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就是描写贵族游春的场面。
唐代是中国绘画的辉煌时期，山水画在这一时期由初创到发展，人物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时的人物画作品，大多只限于表现皇室、贵族生活。初唐的阎立本，工于写真，尤擅故事画，取材多是贵族，官宦以及宫廷历史事件，他笔下的《步辇图》、《历代帝王图》造型准确生动，人物的性格、气质、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此时，还有少数民族画家尉迟乙僧与康萨陀，他们以画外族人物、佛像、奇禽异兽而负盛名，这种新风格的出现表明了绘画艺术不断向新的方面做出探索。盛唐时的吴道子，人称“画圣”，创造了 “莼菜条”式的描法。他用这种描法画人物的衣袖、飘带、具有迎风起舞的动势，故有“吴带当风”之称。他的线条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节奏感和表现力，把线的造型能力和表现能力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用色方面，吴道子也能紧密结合造型的特点和线条轮廓的变化，以线条为主，略加色彩，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风格。张萱与周昉的仕女人物画，形象均为“丰颊肥体”，具有“丰厚为体”、“衣裳简劲，彩色柔丽”的特点，线描是劲挺流畅、匀整而细腻的铁线描，设色华丽丰富，具有强烈的时代特点。晚唐时期和五代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人物画开始由盛转衰，对画面意趣的追求由盛唐的崇尚雄壮豪放转向哀婉深沉，绘画题材也由表现雍容华贵的人物画转向自然风物的吟咏。山水、花鸟、禽兽、松竹题材渐渐被看好并有了长足发展。
五代的山水画大师荆浩、关同、董源、巨然，各自创造了自己独特崭新的表现方法，既重笔法，又师造化，更不忽略水墨的灵活运用，在水墨山水画勾、皴、擦、点、染的笔墨技巧上具有开创性的贡献，为后来的山水画艺术形式奠定了稳固的基础。花鸟画家西蜀的黄筌、南唐的徐熙被称为“黄家富贵，徐家野逸”，黄筌的花鸟画题材多取材于宫廷的珍禽瑞鸟、名花奇石，绘画格调完全符合统治者的欣赏趣味，其画风在北宋画院花鸟画坛上占统治地位。徐熙一生不曾做过官，他描绘的题材多为大自然中的禽鸟、花竹、草虫、蔬果，创“野逸”风格，开创了水墨花鸟画的先河，但是这种风格并不被宋代画院看好，以至于徐崇嗣不得不改变画风，以在画院中谋得一席之地。
宋代是花鸟画空前发展的时期，有精工富丽的院体花鸟画和追求笔墨意趣的文人花鸟画，由于宋朝历代皇帝特别是宋徽宗的大力提倡，涌现了一大批技巧高超的花鸟作画者。人物画不及唐代盛行，也不及唐代气势雄伟，但表现主题和题材范围比唐代、五代更宽、更广，各种社会风俗活动，平民市井乡村生活，以及边区少数民族生活，都成了画家们精心构思和表现的内容，有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南宋梁楷的减笔画以逸笔渗入院体画，富有个性，开创了写意人物画的新局面。宋代山水画继五代之后，发展得更为成熟，皇帝、贵族、士大夫及富户商人都对山水画发生了兴趣，以致名家辈出，风格多样，在技巧上有了巨大的创造，李成以画寒林平远著称，范宽善画壮美景色和雪景，郭熙描绘四时云烟，米氏父子自创米点山水，题材皆取材于自然，又超乎于自然。
元代由于政权的更替，社会的动荡，精密工整的画风已成衰微之势，花鸟画向水墨方向发展，梅、兰、竹、菊成为主要题材，人物画转向寺观壁画方面，而山水画迅速发展，最有影响的作画者是“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四家”通过山水抒发自己的理想，并在画上题跋诗文加以阐述，在形式上重水墨，讲求风格，但仍是以自然为师，画面情调多流于伤感、淡泊、独寂，这是时代使然。
明代设立的官方画院，其制度和画家的地位都不如宋代，画家们极力地迎合上层贵族的审美趣味，歌功颂德，而且还亦步亦趋地模仿五代及北宋院画，束缚了画家们的创作自由，官方绘画渐渐地消沉下去，在野的文人渐渐主导画坛，山水画出现了浙派的戴进、吴伟和吴派的沈周、文征明等有影响的人物。人物画发展缓慢，有仇英、陈洪绶等大家，花鸟画有边文进、林良、吕纪等，尤其是陈淳、徐渭独抒情怀，笔墨淋漓的写意花鸟，别具一格，显得格外醒目。
清代画坛是历史上最热闹的时代，流派纷争，风格多样，有强调传统的“四王”；有笔墨豪放创新的“四僧”；有面对自然表现实景的“金陵八家”；有吸收欧洲画风，为皇室服务的宫廷绘画。其后，还有追求个性解放，笔墨风格鲜明的“扬州八怪”，再加上许许多多各具风貌的大小画家、流派，人数之多，画风之多，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代。
晚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绘画也和社会的变动一样，逐步产生了质的变化。中国画有旧的延续，同时也有新的变异，它走出了传统文人画的圈子，由独抒胸臆的个人绘画转向了人民大众所共有的精神财富。在继承传统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雅俗共赏的新格局，上海画派中有赵之谦、任颐、任熊、任薰、虚谷、吴昌硕等人。
在中国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在各个时期各有昌盛、式微、复苏和变异，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绘画体系。
现代中国画的发展概述：
20世纪初开始，由于“西学东渐”思潮的影响，社会生活、意识形态以及思想文化、价值观念发生急剧变化，有“打倒传统，全盘西化”的观点；有“新旧矛盾”的思想冲突；“有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论点；更有甚者，要“革中国画的命”。于是，对中国画改革的人们提出了种种想法，有循古法而变新制者，有以西方拯救东方者，有改内容题材而救革命者，有变情感态度以求新法者。总之，世纪初到世纪中叶，创新中国画几乎是中国画坛的一致倾向，但是，中国画应该如何走，当时的画家们是迷茫的、惶惑的，有些西画家兼画中国画；有些西画家抛却油画笔而改画中国画；有些画家极力融合中西画法与精神，有的画家从传统中出来，有的画家依恋传统，不忍舍弃点、线，但是又想创新，就是在这种矛盾的艺术与理论的论争的氛围中，形成了风格众多的现代中国画诸流派，构成了全新的现代中国画的总体格局，有借鉴西画的徐悲鸿、林风眠、刘海粟、傅抱石、李可染、蒋兆和、石鲁乃至方增先、刘文西、周思聪、王之武等人。有从传统出来，被称为“正宗中国画”的陈子庄、黄秋园、潘天寿、齐白石等人，还有以谷文达、肖惠祥等人为代表的“现代水墨画”，“现代水墨画”着力在反叛文人画传统的前提下求继承，着眼于文化价值观念的更新和大幅度地开拓，着眼于追求工业文明，这一路画家意识到文人画的用笔难以超越，但水墨性尚未充分发挥，转而追求抑笔扬墨，轻线重染的风格。为了创新，他们还力求寻找一种全新的画面构成方式，甚至探索抽象构成，或做着各种超前色彩的实验，一旦新构想闪出，这一路作画者成名较快，但要从文化层次进入到艺术层次又面临着许多困难。在这种状况之下，现代中国画呈现多元绘画的格局。
编辑：中华仓颉文化网 杨嬅 http://www.zhcj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