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中國從世界四大文明古國排名的末一位，提前到了第一位，我想是很有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見解。在衡量人類社會是否進入文明社會的標準中，文字是最重要的標準之一，但據考古發現，蘇美爾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都比中國的甲骨文早，這是不是意味著中國人發明文字和中華文明都要晚於其他三大文明古國？恐怕國人都是這樣認為的，但這已經是陳舊的老皇曆了。過去，由於中國的考古學大大落後於西方，當西方已經在運用考古學方面取得了輝煌成果的時候，中國還在“瞎子摸象”式地用文獻學的方法去推斷史前史。由於方法論的落後，中國字的歷史當然只能上推到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了。這與西方運用考古學發現了兩、三萬年前的洞穴壁畫上的刻畫符號、蘇美爾文明五千五百年前用泥板書寫的楔形文字、埃及文明五千年前用莎草紙書寫的象形文字相比，當然我們落後了兩千多年。但在中國實行了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的考古學異軍突起，許多考古新發現都像雨後春筍般地冒了出來，僅就當前已經掌握的資訊而論，便已經發現了前所未聞的許多偉大輝煌。

       中國出土的刻畫符號，已能上推到兩、三萬年前，中國的陶紋已能上推到一萬多年前，中國最原始的象形文字已能上推到八、九千年前，中國以象形字寫成的祭祀文學已能上推到七千多年前。這些新出土的考古資料表明，中國字的歷史不是比西方晚，而是要比西方早得多。正如文字學家、民俗學家林河先生所說：“談文字必須按照文字的定義去談，而不能脫離定義，搞雙重標準。只要中國發現的古文字與西方發現的古文字能夠相比，我們就沒有理由只承認西方的古文字是文字，而不承認中國的古文字是文字。”《辭海》中、《文化人類學詞典》等典籍關於“文字”的定義是：“文字是記錄和傳達語言的書寫符號，擴大語言在時間和空間上的交際功用的文化工具”。

      現在我們就按照上面的定義，探討一下“世界第一字”，究竟是誕生在西方，還是誕生在中國的問題。

      人類發明文字大約嘗試了圖像符號、刻木為楔、結繩記事、實物符號、實物組合符號、象形文字、象神文字、拼音文字等不同的方法，最後才定位於象神與拼音這兩大系統的。

      當三萬年前，歐洲的洞穴壁畫中，出現了人與動物的畫像、捕獵活動、生殖崇拜之類的符號；同時期的中國寺峪遺址發現了磨光石器和骨器、一件骨器上有普氏羚羊、駝鳥及楔刻符號，由於它們的表達能力有限，因此，當時學者們沒有把它們當作文字。

      伊朗出土了一萬年前用各種幾何圖形做成的計數泥塊，而同時期的中國沒有發現過這種幾何形物體，在幾何學方面似乎是落後於伊朗。但在中國洞庭湖畔的臨澧竹馬村，卻出土了一萬八千年前的“帶拱形甬道的高臺式土木建築”，這些建築幾乎集橢圓形、正方形、長方形、圓筒形、方筒形、橢圓長筒形、梯形、拱形、錐形、外圓內方形等幾何圖形之大成。可見中國人並不是缺乏幾何學的知識，而是考古發掘還沒有發現罷了。但由於這些幾何形物體只是些實物形象，不具備書寫功能，因此，學者們也沒有把它們當作文字。

      在六、七千年前西亞的哈拉夫遺址中，西方的考古學家發現了一尊陶塑女神像。她的身上刻有一個“×”形的符號，就像佛教以“佛”字為標誌一樣，是標誌這位元女神的宗教身份的，不但具備了比較複雜的語言含義，而且具備了書寫功能，可以算得上是文字了。而在當時的中國，對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考古還是一片空白，在文字考古方面根本無法與西方相比。因此，這位西亞女神像身上的“×”形符號，便被西方宣稱是“世界第一字”。

      可是，在二十世紀末期，中國洞庭湖畔的彭頭山稻作遺址，卻出土了九千年前的刻有“×”形符號的小型穿孔石棒。西亞的“×”形符號是刻在女神身上，中國的“×”形符號是女巫佩戴之物，文化內涵完全相同，可以類比。既然西方可以把哈拉夫遺址的“×”形符號稱為“世界第一字”，則我們也可以把彭頭山遺址的“×”形符號稱為“中國第一字”，但由於彭頭山的“中國第一字”比西亞的“世界第一字”要早了近兩千年。因此，這“世界第一字”的桂冠，已不能繼續戴在西方文明的頭上，而應讓給中國了。除中國洞庭湖畔的彭頭山稻作遺址，還出土了九千年前的刻臨潼薑寨、零口、垣頭等仰韶文有“×”形符號外，1954年在西安半坡遺址出土的陶器和陶片上，刻有幾何形符號計27種：也有這種“×”形符號，同時，在陝西寶雞北首嶺、長安五樓、郃陽莘野、銅川李家溝和化遺址中都發現這種“×”形符號，略晚於仰紹文化的馬家窯文化.早在30年代就在甘肅的和政半山和青海的民和馬廠沿兩地出土的陶壺和陶罐上，也發現有用顏料描繪的“×”符號，1974年在青海樂都柳灣馬家窯文化的墓地裡，發現在隨葬陶壺的腹部或底部有塗畫的符號?

 编辑：中华仓颉文化网  杨嬅 http://www.zhcjw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