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化和非遗保护都属于国策，两者都与现代化、全球化的国际大环境关系密切。城镇数量之多少，城镇人口规模扩大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是曾经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长期占多数。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时间里，城镇人口增长和比重大幅上升，农村人口减少和比重逐年下降，城市空间扩大了二三倍，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0左右。相比世界上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城镇化程度不高，如何稳步推进城镇化已经成为一项较长期国策。

    
      随着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影响力日甚一日，文化同质化、旅游业发展、工业化、信息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对传统文化构成了严重威胁，传统文化在应对快速的社会变迁中出现衰落、濒危甚至消失的状况，这已不单单是发展中国家及不发达国家所遭遇的问题。从1972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不断推出保护人类文化和自然遗产多样性的法案，2006年4月生效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尤其针对现代化和全球化冲击下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我国作为这部国际公约的缔约国之一，一边在推动城镇化，一边在推进非遗保护实践。

    
      若论城镇化与非遗保护的关系，似乎存在着矛与盾的关系，因为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现代化和全球化。城镇化进程是人口从乡村往城镇聚集，由此带来国民经济结构的变动，即农业份额下降及二、三产业份额的上升，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向城镇流动。城镇化带来的最大的变动还是人的变化：人员流动、身份转换、社区聚落的打散与重聚、重新择业、接受新商业模式、接受城市文化价值和伦理等，最终都关联到人的生活方式的剧变和文化习俗的嬗变，而人恰恰是非遗的主体承载者，因此，城镇化对于非遗传承带来的冲击是传统文化遭遇现代化、全球化影响的较集中表现。

    
      不过，不同文化类型的非遗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处境各有不同。相对而言，那些对于文化空间不是特别依赖的非遗项目应付变迁的能力强些；那些特别需要在固定的文化空间里传承的非遗项目应付变迁的能力弱些；那些传承人众多的非遗项目危机小些；那些原本就处于濒危状态的非遗项目危机大些。对于城镇化，每个传承人的感受和个人态度也不尽相同，传承人的积极性很大程度决定于在新环境中的文化自我建设、自我修复的能力。

    
      客观地讲，非遗保护所涉及的传统文化产业多数不是支撑地方经济的支柱产业，如“燕京八绝”名气很大，但给北京市政府贡献的GDP微不足道；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已被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化影响大，政府收到的税收少。而且越是城镇化程度高，经济较发达地区，非遗项目所关联的产业占当地经济比重就越小。因此，有些地方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一味在技术上追求国际、国内领先，忽视小而分散的传统文化产业对于民生的贡献度。

    
      城镇化的目的是志在富民，要说保护非遗也能富民，很多人可能心存疑问。保护好非遗意味着文化自觉，精神上获得归宿感，即精神富足。保护好非遗同时也能实实在在地解决就业、改善经济、满足许多民生需求。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以传统手工技能为例，中国是世界上著名的传统手工艺大国，不仅门类多、技艺精，至今还有众多的职业手工艺人活跃于城镇中。而在广大乡间尚有难以计数的人秉承古老的生活方式：亦工亦农，忙时务农，闲时做手艺。雕刻、绘画、髹饰、家具、刺绣、印染、织造、木作、石作、酿造、制茶、烹饪、中医药炮制等技艺都关联着百姓日常生活，虽属于小技术或中间技术，但其实用价值依然存在，人文价值更是日益突显。这一部分受保护的非遗原本就潜藏着巨大的生产力，只要对其实施好生产性保护措施，在生产实践中激发其活力，一定能使文化主体在精神上受益、经济上也受益。何况，四级非遗保护名录项目中的传统手工艺都曾经历或千年以上，或百年以上的发展积累，早已形成深入人心的文化品牌，有的甚至具有国际知名度。那么，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作为决策者应在重视高新技术产业布局的同时，重视传统文化的历史价值、人文价值以及品牌价值；尊重传统手工生产方式和传统管理、销售方式；在新城镇中为这一部分传统文化产业留有足够的存在和发展空间。

    
      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尊重历史文脉，挖掘传统文化产业价值，释放传统文化的活力，从而使城镇化朝着特色化方向发展。传统文化产业是由农村社区、乡镇企业、农民家庭、城市手艺人自主形成的产业，有历史、接地气的产业。近年来，许多国内知名的经济与文化共同繁荣的小城镇的崛起就是在尊重当地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建设起来的。如苏州镇湖基本上是以刺绣兴市、立镇，消化了大量农转非人员。镇上聚集的绣娘有8000多人，另有3000多人从事刺绣品的销售、设计、装裱、运输以及面料和丝线供应等，占镇湖全部劳动力的70左右。刺绣不仅是各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还是当地最响亮的文化名片。镇湖对于刺绣所开展的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建设是同步的，文化繁荣与经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云南鹤庆县新华村也是蜚声中外的文化名村。该村“家家有手艺，户户是工厂，一村一业，一户一品”，是东南亚最著名的银器、银饰品加工村。当地村民基本都投入到二、三产业中，手工艺的收入占到每户家庭收入的2/3以上，实现了城镇化。但是其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仍旧以私有、家庭作坊为主，保留了家族技艺代代相传的传统。古老的技艺、深厚的传统，加上美好的自然环境，令新华村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观光旅游目的地。福建仙游榜头镇在十几年前还能看到现代轧钢厂鳞次栉比的工业化景观，而今却只能零星看到极个别轧钢厂在生产，榜头镇坝下一万多人口的村落已形成了年产值超5亿元的明清古典家具产业。他们以仙作家具制作技艺这项省级非遗为核心恢复和发展出“六雕”（即木雕、竹雕、石雕、铜雕、骨雕、仿玉雕）、“六编”（即竹编、草编、藤编、艺编、塑编、棕编）技艺，使众多传统手工技艺在此获得生命力。榜头镇的城镇化同样是以传统产业为主，不仅成为仙游区域经济的一大亮点，同时也使当地的城镇化没有走千城一面的老路。

    
      总之，承载着非遗的传统文化产业，不仅可以有效缓解大城市的人口就业压力，服务好民生；也可以使新城镇延续文脉，让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新型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互促共进，最终要建立起一个丰富多样的、和谐发展的、良性互动的社会文化环境。城镇化进程对非遗保护工作提出了挑战，但两者之间不存在不可解的矛盾。新城镇的发展规划应与非遗保护工作协调起来，决策队伍中必须有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非遗传承人的参与。（作者：邱春林  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编辑：中华仓颉文化网      杨嬅      http://www.zhcjwh.com